击日本的火器部队并遭受巨大伤亡而感到惊骇。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不能机动地调遣。它需要富有经验的战士组成的精锐部队打开攻击的道路，以便大批士兵因而能够在他们后面蜂拥而进，维持攻击的势头，开拓成果。不过这些作战兵团由勇敢的人指挥，他们本人精通技击，在勇敢的冲锋中亲自带领他们的士兵。
1619年战役中的所有指挥官可以用以下的说法来评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有资格叫做足智多谋的人，更不必说，战略家，但是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是被完全认定了的。在战斗中，他们被指望负责他们的“家丁”，即誓与他们的指挥将领们共生死的老兵的部队。例如，这四个野战指挥官之一的刘綎，是一个职业军事指挥官，他在1582—1583年战役的缅甸前线指挥，从此开始发迹。1619年他带着736个这样的家丁到了辽东。既然次一级的将军们顶多不过担任大队的指挥官，最高指挥部的选择余地便受到限制。由于这个缘故，战略和战术只能老是简单的。
对杨镐应做到完全公平，其他可减轻错误的因素也促成了他的失败。在他派马林到北面，刘綎到南面以后，他显然保持着对已在辽东的明军的指挥，包括叶赫和朝鲜的援军在内。朝鲜人离开他们的本国基地不能被有效地使用。地形是另一个影响他的决断的因素；从西方通向赫图阿拉的路线受到限制。所有的进路都在浑河的北面相交，而在南面，高山终归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在作战方案已经决定时，杨镐作为经略，和在场的多数军官一起，于1619年3月26日在辽阳主持仪式以发动这次战役。4月5日以后在不同日子派出了几支部队，这取决于每支部队到达敌人都城必须行军多远。在举行仪式时，在前一年的战役中进攻不力的一个指挥当着集会的军官的面被处死。杨镐约定，自将领以下任何人在当前的战役中如果犯了类似的错误，都将施以同样的极刑。3月31日下了一场大雪，这就必须重新安排这次战役于4月9日开始。
只要努尔哈赤专意保卫赫图阿拉，让明的几支纵队围攻他，或者把他的兵力分散在广阔的地区，因此明军可以保持数量上的优势，杨镐的方案便有某种成功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满族领袖没有做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对努尔哈赤的才能估计不足注定杨镐和他的军队要遭到不幸。
碰巧，带着估计有25000人兵力从抚顺关动身的指挥将领杜松因这次战役的失败而受到了责备。据说他在萨尔浒之战中两次遭到伏击。4月14日一早，他渡过浑河，并在北岸放弃了他的装载着轻型炮的战车营。在南岸的小接触中他很快消灭两个堡垒，俘获了14个满族人。他受到这一成功的鼓舞而突进，正中努尔哈赤的埋伏。他的部队面对30000蒙古人。在激烈战斗期间，杜松试图占领一个山顶，不料又陷入另一次埋伏。日落之前，这个“疯子”将军和他的两个分队指挥官一起都已被杀；渡过浑河的人很少生还。
监察官员们谴责杜松“欲贪首功”。他的恶劣行为包括擅自把他的起程日期提前，放弃火器，反对他部下的建议而渡过浑河，以及背水而战。这次战役失败的严重责任最终落到杜的头上——这种判断为皇帝所接受。但是，这些批评完全以一个监察御史推敲出来的一份战地报告为根据，而他的报告又完全以四个士兵提供的口头叙述为根据，其中三个士兵执行侦察任务，只有一个士兵在这次战斗中实际作战。这些批评者不考虑最高统帅给指挥将领们添加的不适当压力，更少考虑大学士方从哲对整个战争工作所施加的压力，方从哲本人正面临不满的朝臣们的批评。
事实上，杜松的部队应当在4月14日出发。他实际上是在4月13和14日之间的午夜起程的，这在技术上和他的命令并不是不符的。他战术上的错误可能是受缺乏充分侦察的限制。可是杜松的部队一旦投入战斗，他便不得不靠占领一个突出的高地来保卫他的阵地。战车营被留在后面不是指挥决断的结果。仓促碰上敌人，杜松赶到了前线。后来车营的指挥官证实，浑河的急流使得带着重型装备和黑色火药渡河很困难，所以他停止了前进。但是前线部队仍然有许多枪。对杜的指责因而基本上是不公正的，尤其是指责他没有使用火器。应当指明，对任何战争或这次战役的结果，火器都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其后的尚间崖和牛毛寨的战斗中，中国和朝鲜的轻型炮都不能够快地射击以击退坚决进攻的骑兵大兵团。后来，在开原和铁岭战斗期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1619年4月15日在尚间崖的战斗重演了前一天战斗的格局。中国人的战术指挥再次把自己分割开。努尔哈赤在攻击敌军主力之前，再次消灭了敌人派出的突击部队。当努尔哈赤重新部署他的各旗时，明军再次不能够快地行动以夺取战术优势。唯一的差别是，在这次战斗中明军有时间占据防御阵地。从另一方面来说，满族人后面还有一天成功的激烈的战斗。在尚间崖，中国的指挥将领马林没有死于这次战斗；他撤退到了安全地带。派到他指挥部的高级文官潘宗颜监督后方梯队，在战斗中被杀。因杜松在前一天战败的消息而感到沮丧的中国士兵，一看见敌人就溃逃；潘的致命创伤是射在他背上的一支箭造成的。
这两天的战斗彻底摧毁了明前线的北部防区。只剩下南面的李如柏和刘綎。努尔哈赤开始放下心来。他派出两支蒙古诸部组成的先头部队，一支由1000骑兵组成，在4月15日；另一支由2000骑兵组成，在4月16日。做完这些，他花时间为他的胜利而感谢上天，在界藩献祭了八头牛。4月16日晚些时候他才动身往南去。他本人没有走出赫图阿拉，他在京城保留4000人的部队作为预防李如柏从鸦鹘关进攻的措施。对刘綎的军事行动由他的儿子大贝勒指挥；另一个儿子洪台吉和他的侄子阿敏台吉也参加了这次战役。按照满文资料，牛毛寨之战发生于作出向南行动决定之后的第四天；那就可以把它定在4月20日。朝鲜的记载注明的日期是4月17日，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时满族部队还在向南的途中。
最后的对抗
牛毛寨之战是在杨镐事先不知道，并且违反他的希望的情况下打的。在北方战线崩溃以后，这位经略马上命令南方的两支纵队停止前进。在极为困难的地区作战，并只和满族斥候接触的李如柏，及时撤出以避免更大的灾祸。但是刘綎没有接到这道命令。当满族人的袭击临头时，他的纵队仍处于行军队形。朝鲜资料说这时士兵们正在村庄中抢劫。中国通讯系统的低效率是太明显了。
可是按照满文资料，刘綎的部队能够顶住大贝勒进攻的最初浪潮。这位中国将领在他纵队的前面指挥明的各支队伍，带枪的朝鲜部队跟随在后。在他们后面更远一点是朝鲜步兵的余下部分。为了重新发起攻击，满族人派出骑兵队悄悄插入这些兵团，并占领了它们西边的一些高地。正面攻击得到了洪台吉指挥的对侧翼的向下冲锋的援助。当中国人被击溃时，他们的指挥将领也和他们一起丧生。中国人后来声称刘綎是在战斗中被杀的。满族人说他被俘并被处死。朝鲜人说他点燃他身下的黑色火药而自杀。
满族人在一个星期之内，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赢得了一连串辉煌的胜利。这次战役以后三个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杀了马林。这之后七个星期，他扬扬得意地进入铁岭。余下的女贞部落被吞并。北京最后不得不下令逮捕杨镐。他死刑临头达十多年之久；他在1629年才碰上了刽子手的大刀。原来四个战地指挥官中唯一活下来的李如柏，和他的经略一样，在他撤退之后的一年半被捕。他宁愿自杀，而不愿面对他和他的亲属曾和满族首领亲善的指责。
在辽东受挫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京师的粮价因居民开始感觉到围城的可能性而突然飞涨。1620年早期，军队报告说出现了空前比率的逃亡现象。有时团营规模的部队一夜之间便消散了；士兵们成千地逃走。原来指定只生效一年的土地税上的附加税不能停止，相反，却增加了。明朝廷还能找到一个可以代替杨镐的人熊廷弼，不过他受到他的党派性敌人的恶毒攻击。仍然勉强抗拒让出他私库中银锭的建议的万历皇帝，于1620年夏天去世。在他死前大约三个月，他告诉大学士方从哲，辽东文武官员们之间和之中的不和导致了这场灾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那么多别的人做出过判决的万历皇帝不知道历史家们将给他做出的判决就死了。虽然在他临终的日子里，他病得很厉害，头晕眼花，长期卧床不起，甚至不能阅读带给他的奏疏，但他作为天之子，仍然要对帝国内所有出了毛病的事负责。他生病和不能做什么以改变帝国体制，事实上并没有差别。总有人要承担最后的责任，这个人就是这位皇帝。
① 孟森：《明代史》＇375＇，第282及以下各页。
① 关于郑贵妃，见前《万历时期》。
第10章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1620——1644年
直到最近，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仍然倾向于把明朝统治的最后25年看作是王朝衰落与最后崩溃的重演，这出古老的戏文以前已经演出过许多次了。然而，简单地用我们所知道的对汉、唐或宋王朝结局的看法，去套泰昌（1620年8月28日至9月26日）、天启（1620年10月10日至1627年9月30日）、崇祯（1627年10月2日至1644年4月24日）三朝，是忽视了它们的许多独特与具有重大意义之处，因为17世纪上半叶，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等重要方面，是一个跟过去很不相同的国家。甚至从16世纪初期起，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对目前研究的这个时期，而且对此后中国文明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任何企图把晚明的历史轻易地归结为朝代盛衰周期性的不可抗拒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