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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在内阁的副手大学士徐阶，最初是夏言在朝廷上推荐的，夏言于1548年被严嵩处死。徐阶和严嵩从来不和，在他于1552年成为大学士之后，他努力削弱严在皇帝面前的有利地位，反对他的政策，提出相反的建议，暗中指挥对严和他的代理人的弹劾活动。严怀疑徐以某种方式背地支持弹劾他的各种企图，但他什么也不能证实。他有几次试图使徐被免职，但每次都失败了。徐继续在政策问题上向皇帝提出建议，他终于被允许筹办不死药和草药，这项工作以前是只交给严嵩的。
皇帝从未完全信任严嵩。他有时会干脆不理或拒绝严的建议，以便行使他裁决事情的绝对权力。当严不能再侍奉他时，他开始寻找一个代替的人。徐阶等待这个机会已有八年。他知道皇帝觉得严嵩已不再有用，知道他瞧不上严的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他就加深皇帝的不满。1562年，他亲自照管1561年12月焚毁的皇帝寝宫的重建工程。严嵩反对重建这座宫，另外建议皇帝移居到上世纪50年代被废黜的英宗皇帝实际上被当作囚徒时住过的另一座宫里去。皇帝拒绝考虑这个建议。他的宫只不过四个月便复原，1562年6月，在他重新定居以后不到两月时，严嵩便被免职。
在皇帝的知己和顾问陶仲文得病而于1559年从朝廷告退以后，他只好重新挑选一个道教名家来指导扶乩仪式。他的新的扶乩者最初只是焚化交给他的密封的问题，而皇帝很少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扶乩者和送交包封的太监开始在焚化包封之前阅读所提的问题。他们因而能够按照皇帝的意愿而占卜答案。
徐阶和这个扶乩者联合，开始攻击严嵩。在严被免职之前不久，他是一连串扶乩所得答复中的话题。当皇帝按惯例询问帝国为什么没有治理好时，他被告知，那是因为好人没被任用而不孝顺的人没有退职。问及谁孝顺和忠诚，谁不孝顺不忠诚时，他被告知，徐阶忠诚而严嵩不忠诚。当这个答复随后在别的占卜中得到证实时，皇帝变得非常不安。有关这件事的消息被一个太监非正式地传给了一个御史，这个御史立即弹劾了严嵩的儿子。当严试图代他的儿子说情时，皇帝指责了他。很明显，他已经不再受宠，他于1562年6月被迫去职。
皇帝这时信任徐阶。1560年，当陶仲文和陆炳在几星期之内相继去世时，皇帝失去了仅有的亲密伙伴。他把陶当作同等的人对待，把陆炳（陆在1539年救过他的命）当作兄弟对待。严嵩走了。只有徐阶仍然受宠。徐小心谨慎，不立即攻击严嵩和他的党羽；他反而显得很和解。当1562年晚期接到弹劾胡宗宪的奏疏时，皇帝说胡不是严党中人，而徐也没有催逼这个问题。
他不能冒险批评皇帝。过去每一次贬黜严嵩的尝试都因为上奏的人不能把他们的批评限制在严嵩身上而失败了；他们常常也攻击了皇帝的某些政策和决定。立太子的事已经搁置了10多年，而皇帝不想讨论这件事。可是上奏的人认为不得不联系严嵩的罪恶而提出这个问题。皇帝有可能终于对上奏者非常生气，以致他可能忽略他的奏疏的主旨，反而惩罚他。徐阶记住了这一点。
1562年，严世蕃在他父亲去职时，被谪戍瘴疠之地。他不前往他的戍地，反而回到他在江西的祖居，他在那里开始招募一支大的卫队。1564年9月，在皇帝生日的时候，严嵩进呈一篇如何召鹤（道教神仙的使者）的文字，同时请求允许他的儿子从戍地回来照顾他。这个请求被拒绝了。1564年12月，一个御史上奏说，严世蕃实际上住在江西，并且招募了4000多人。严世蕃和他的同伙被控谋反，被捕，并被带到北京受审。
对严世蕃的最初的控告书，其中也指控他和几个官员的死有牵连，这几个官员是按照皇帝的命令被处决的。当有人把控告书的草稿给徐阶看时，徐把有关谋反罪行的材料之外的一切事情都删去了。皇帝立即批准了判决。他长期以来就瞧不上严嵩的儿子。1565年4月，严世蕃被处死，他的父亲被贬为平民，严家的财产被没收。严嵩，一个在朝廷上无人可求的无家可归的人，死于这一年的晚些时候。
皇帝的晚年
皇帝至少从1560年起就患失眠症（金石药中毒的一种症状）。他常常彻夜工作，批阅奏疏和案卷。1564年早期，徐阶请求皇帝选拔更多的大学士，部分地是因为他不能独自处理工作。这时皇帝的情绪还常常容易波动，变得时而抑郁，时而激怒。随侍他的太监只要可能就尽力顺着他。1564年夏，他们开始在他睡着时把桃子放进他的床里，过后告诉他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神仙所赐。他很高兴。
到了1565年，他的脑力无疑减弱了。1566年3月，他告诉徐阶他大病了14个月。他想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增强他的生命力。尽管他一再提出此事，徐阶每次都劝阻他，认为在他当前的健康状况下，他经不起旅途的艰苦。1566年11月以后没有颁布过手诏。皇帝挨过了两个月，1567年1月23日，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他从他的西苑宫被移到他在紫禁城里的寝宫，正午前后死在那里。
18世纪的《明史》的编者们认为嘉靖皇帝是“中材之主”。明代史学家谈迁（1594—1658年）说，嘉靖皇帝比许多依靠道教的灵丹妙药追求长生的汉、唐和宋的皇帝多少要好一些，但从整体来看并无区别。他作为君主的主要缺点是常见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评论适当地总结了这种缺点：君王工作的障碍多而且大：但最大的障碍常常是他们自己的意向。因为＇泰西塔斯说＇向对立的一方行使意志力，Sunt plerumque regum voluntates vehementes，et inter se contrariae＇君主的愿望多半是强烈而前后矛盾的＇，这在君王们是常见的。因为想左右结局但却不容忍中庸，这是权力的误用。①① 例如，在1533年9月13日宣布的祝贺皇帝长子诞生的大赦中，大礼争论中反对过皇帝的官员们都被特别排除在外。
16世纪早期的明帝国
16世纪前半叶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一个皇帝的专制权力增强、帝国的控制能力强大的时期，可是这些看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如果帝国的控制是牢固的，那末税收，尤其是新开垦土地与商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税收，理论上应当提供岁入的新来源。事实上却渐渐不能按一个多世纪前制定的定额征税了。按照上述标准，控制至少不像它从前那样牢固了。
尽管正德和嘉靖两个皇帝以不同的方式尽力维护他们的君权，像专制君主那样进行统治，但结果都失败了。每一个都不得不以消极的方式来维护他的权力。分享特殊利益的官员们能够把皇帝的政策引向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不顾皇帝的愿望。
官员们和这两个皇帝之间的主要对抗涉及君主应起的作用，两个皇帝虽然方式很不相同，却都使官员们失望。这些对抗所显示的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是从新儒家的治国之术的学说引导出来的，这是一套在南宋（1127—1279年）朝廷形成的思想。这种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推崇像周代的创建者武王（公元前1067—公元前1065年在位）那样的古代贤明君主，他们“垂拱而天下治”。①理想的皇帝行事要像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政治的争论的仲裁者，一个躬行礼仪的没有七情六欲的人。连在其统治初年要求伸张君主职责的优良传统的嘉靖皇帝，也觉得这种想像是太压抑人了。不过，这对约束、牵制皇帝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作的种种努力是有用的。尽管在这个时期进行了预定的，而且有时是粗暴的尝试以推行皇帝的意愿，但总的来说，它们证明是无效的。收回已经落入私人手中的租税收入的尝试一再失败，这是最好不过的证据。
到了16世纪早期，许多应征税的田地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已经从赋税登记簿中消失，而许多已开垦的新田地从来没有登记过。刘瑾对原来摊派给军户及其田地的税收定额恢复管理的努力终成泡影。嘉靖统治初年对地产和荒地恢复管理的尝试同样终成画饼。官员们分享了这种新的恩赐。官员们免税的情况在1512、1531和1545年增加了很多。①海外贸易的禁令从未有效地强制施行，朝廷还是不能从商业税中获得任何大量的收入。从农业技术和生产进步、从贸易和商业、从手工业品和纺织品生产得到的利润，落入了别人手中。尽管明帝国的经济繁荣，有些臣民从中得到了好处，但帝国的国库并未受益。
① 皇帝曾经于1531年批准停止南京的皇帝献祭，这样就确定了此后大礼只能在北京，在他的监督下进行。
① 参见本书第4章《永乐时期》。
第9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年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经显著地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皇帝指挥战役，颁布法令，创设国家机构，管理官吏。在制度安排已定，行政机构设置齐全以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因此，作为人世间的最高权威，他在争端中的仲裁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容置疑的。这种作出决断的方式很少提供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解决办法当受到皇帝绝对权威的支持时，是不可改变的。
皇帝为了保持他的绝对权威，避免使自己卷入提请他注意的问题。他逐渐变得更加与外界隔绝，他的权力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特征。他能够容易地解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或惩处任何官员，下令免征赋税，给予赦免。但是，他要主动地提出议案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较早的皇帝不放弃他们的皇权的任何部分，但是当从皇位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