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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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 第6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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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牧场要差一些,更易受到变幻莫测的天气的影响。没有明货物的输入,他便不能达到他的更宏大的政治目的,或者在困难时期保证他的臣民的生活。
他在40年代保住了他作为戈壁以西、以南的蒙古人的主要领袖的地位。1551年,他和东蒙古人的领袖、1547年被他赶走的小王子(1520—1557年),达成了协议。他在达成这个联盟后,于1552年成功地发动了反对西北的瓦剌诸部的战役,这次战役把准噶尔(天山山脉以北的地区)纳入了蒙古人的控制之下。反对瓦剌诸部的零星战斗继续到60年代,征服它们一直是俺答的主要军事目标。对明疆土多次较大的入侵是要确保这许多次军事行动的供应物资,或者要在40年代和50年代持续而普遍的干旱和饥荒时期,为他的臣民提供救济。①明军在老练的指挥官们的率领下击退了多次入侵,并使蒙古人蒙受了伤亡。在1536年对陕西的一次入侵期间,蒙古指挥官的军旗被夺走。但是,即使某一地区的防御是坚强的,蒙古骑兵却攻击别的什么地方。1537年,当据说有40000人的一支大的入侵部队攻击大同管区时,整个管区连同它所有的卫所只能调集14000名士兵。到增援部队到了时,入侵的部队才离去。这是一个多年存在的问题。没有一支戍军强大到足以打退一支入侵的大部队,可是部队调动的后方勤务工作妨碍了快速增援。而且,指挥官们通常只巡逻直接在他管辖下的地区,不肯参加别处的战斗。
有些官员,如1542至1550年负责大同和宣府一带战略地区的翁万达(1498—1552年),推行切合实际的防御方针,尤其是修建边墙,加强军纪,利用侦察手段以查清游牧部落中的情况。皇帝一般赞成修建边墙和防御工事,愿意将大笔款项拨给这类项目。这些措施顶多不过使蒙古人的入侵更加困难和代价更大;但它们不能消除入侵的原因。
到1541年8月,华北和蒙古南部已经几乎一年很少下雨。不得不从帝国的粮仓中发放粮食供北京的居民食用,饥荒遍及北方几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俺答王派了一个使者到大同管区的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利。兵部以三个理由予以拒绝。蒙古人已有40年没有入贡;他们每年入侵,不能信赖;他们的目的可疑。反而悬赏购俺答的头。10月,几支入侵部队抢掠山西北部和西部,没有遇到抵抗,用武力抢走了他们所需要的供应物资。
1542年1月,朝廷不得不运送25000石粮食到宣府、大同赈饥。需要更多的款项;供应物资仍然不足。旱灾仍在继续。7月,俺答又派了一个使者要求互市的权利。这个使者证明原是一个被蒙古人俘虏的明的臣民。大同巡抚上报他用计擒获了他,并将他送到北京,在北京他被当作卖国贼处决。俺答大怒,进行了一次深入山西的惩罚性攻击以作报复。
7月24日,30000多骑兵在山西西北边界以内扎营。8月4日,帝国的军队在山西管区的指挥部所在地广武被击溃。8月8日,省的首府太原城郊被焚烧和抢掠。蒙古人没有阻碍地继续南进。8月晚期延绥巡抚上奏,蒙古入侵部队打算往东向北京郊区前进。皇帝很惊慌。他命令各部作出决定而无需先上奏,并委派一个最高统帅以协调受攻击地区的所有部队的行动。蒙古人到这时已抢掠了山西最南部的一些府,没有受到袭击地正在后撤。山西遭受了蹂躏。作为救济的措施,免征田租两年,并发放100000两银子。明军没有打赢一仗。
1543年整个夏季,蒙古骑兵入侵山西,并且就在黄河以西扎营,以便整个冬季也同样能够进行袭击。这时俺答的兄长究弼哩克已死,他的儿子们瓜分了他的领土。这就使俺答成了蒙古南部年长的、最有势力的王,因为他现在控制了鄂尔多斯和山西北部地区。
旱灾延续到了1545年。1月,据报时疫在边境地区和北京突然蔓延。4月,尘暴毁坏了大部分冬小麦和大麦作物。6月,俺答又遣使到大同以北的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利。他因一个被俘的中国军官的劝说而求和。他的使者们刚到边界便被扣留,被一个地区指挥官的仆从所杀害,这个仆从以为他将像别人在1542年那样为此而受到重赏。
这个地区当时地位最高的官员翁万达上报了这一事件,他建议把仆从立即处决,并把他的首级当作诚意的一种标志在边界以外示众。他劝告皇帝不要把这个机会放过。他的劝告被置之不理。皇帝要惩治蒙古人;他需要一种进攻性的策略。
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
大学士夏言自1539年他第一次被免职以来,失去了他对皇帝的影响。1545年他被召回,并于1546年1月再次成为首辅,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他以前的下属严嵩(1480—1562年)和他争相控制内阁。夏看出皇帝赞成军事行动,便支持收回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这个想法最初由兵部尚书白圭(1419—1475年)于1472年提出,但由于费用太大,按一种估计每年要投入900万两以上的银子,而被放弃。
这时曾铣(1498—1548年)提出了一个计划,曾铣是镇压1535年辽东叛乱的一个能干的指挥官。他于1544年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并于1546年受命负责西北所有的边境事务。1547年1月,他提出两种防止蒙古人入侵陕西东部和山西的策略:在陕西修筑一条从宁夏向东到山西边界的防御工事线;连续三年在暮春发动进攻鄂尔多斯的战役。皇帝立即发放200000两银子以作准备,并命令曾铣征求边境地区的官员们关于这些军事行动的意见。
好几个巡抚不肯响应。一个巡抚当受到催促时,便以有病为由请求致仕。皇帝谴责他无能,将他贬黜为民。他定要进行一场战役。当曾铣于1547年6月上报他已将蒙古人从边境赶走时,皇帝认为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他再次拒绝考虑俺答的互市要求。夏季晚期,当俺答建议与明联合反对小王子和东蒙古人时,没有人敢于上报。
但是,1548年2月,皇帝突然收回了他对这次军事行动的支持。在曾经上报饥荒的山西和陕西,征发引起了骚乱。又谣传曾铣曾经克扣军饷。严嵩确知皇帝知道这种传言。当皇帝谕令作出估计以弄清这次军事行动的后果,并断定是灾难性的结果时,他开始批评这整个计划是不切实际的。严嵩否认对这些军事行动有任何了解,说这件事是由首辅处理的。朝廷完成改变了以前支持进攻性策略的一致意见。曾铣于4月,夏言于10月被处决。直到1551年为止,出征蒙古人的念头被放弃了。①1550年入侵北京
1548年6月蒙古人袭击宣府,打败了帝国的军队。10月他们又入侵,劫掠和屠杀远到南边的怀来,怀来距北京只有骑一天马的路程。严嵩把入侵归咎于他的对手夏言的进攻性策略,但他自己提不出对抗这些策略的作战方针。11月,入侵的一些部队突入了保卫北京的内部防线,接近皇陵。
1549年3月,当俺答再次袭击宣府时,他击溃了帝国的军队,但明军设法堵住了他的退路,打胜了几次遭遇战。在这次入侵期间,明的几个指挥官受到警告说,要是不准互市,北京将在秋天受到袭击。皇帝在被告知这一情况后,他命令采取措施以挫败这种计划。
到1550年3月,已有150多天没有下雨雪。谍者报告说,游牧部落正在为一次较大的袭击而集结。在大同附近的几次小接触后,蒙古人被这个地区的总兵官收买而到别处去,于7月东驰。9月26日,整个入侵部队突破北京东北仅仅40英里的古北口的防线,向南到达通州(大运河北方的终点,北京以东约15英里),在那里建立了营寨。9月30日,一支先头部队抵达北京城门。10月1日,这座城市受到围攻,郊区遭到洗劫。
在1550年,京师诸戍军的军籍簿登记了约140000个人名,但只有50000或60000人派给了军事任务;其余的人在建筑工程上干活。当能找到的士兵集合起来被迫到城墙外并作战时,他们不肯动一动。到来保卫这座城市的增援部队没有粮食,而且没有人能够为他们找到。他们正饿着肚子,不能胜任打仗,但有能力洗劫。兵部尚书狼狈不堪。他只能等待蒙古人撤退。他因严嵩的建议而命令各总兵官不要追击,因而入侵部队能够在几天以后,带着他们掠夺来的东西一无损失地撤走了。
1550年后的局面
1550年10月6日,兵部尚书因不能保卫北京而被处死。太监们在这座城市东北的财产被洗劫,他们抱怨文官们使军队退缩不前,因而蒙古人到处抢掠。皇帝非常愤怒。10月2日,他举行了自1539年以来的第一次朝觐,但不肯向朝臣讲话。他的谕旨是在午门上宣读的。所有文武官员都不负责,玩忽他们的职守;只此而已。严嵩曾劝告兵部尚书不要派出军队,理由是,在京师附近地区战败是不能掩盖的。但是,当皇帝要这个尚书的命时,严却不愿为他说情。
皇帝这时把北京的军务委托给仇鸾(1505—1552年),他就是在7月贿赂蒙古人从大同旁边过去的总兵官。仇的部队在靠近北京的居庸关扎营,他们到来保卫京师在10月2日,皇帝因而十分感谢。可是当仇鸾于10月6日与蒙古人交战时,失去了千余人,他仅仅保住他的命逃了回来。然而报了捷,他得到的奖赏是统率北京周围的所有戍军和京营的职位。严嵩也因导致1548年夏言被处决的证言而感谢他,安排了这一任命。
1551年1月,仇从边境戍军调了60000名部队到北京训练。兵部反对,理由是这使边境地区易受攻击。但是,仇打算出征蒙古,尽管他在战场上有过损失惨重的经历;他需要一支可以开出北京城门的军队。
1551年4月,俺答派他的养子托托(死于1591年)来要求互市权利,尤其是开设马市。仇和严嵩两人都力请皇帝允准这一要求,以便拖延时间作进一步的准备。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俺答手下的蒙古人,作为对两个每年一次的马市的回报,将停止入侵边境。实际上仇鸾害怕蒙古人,不想和他们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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