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他们立刻证实蒙古人的提议是一个圈套。
随之展开了一系列战斗，有的规模很大，而且动用了火炮。也先的军队有7万人，而守卫者的人数以三与一之比超过了他们，而且他的东部纵队已被居庸关的守卫者罗通成功地挡住而不能通过此关前来支援他，所以在包围北京仅仅五天后，也先了解到他已没有成功的机会，于是撤军，一路上劫掠农村，但未攻取城池。明军迅速肃清了华北的蒙古人残部。
对中国人来说，这场危机已经过去，但对也先来说，它标志着末日的开始，他受了喜宁的煽动，去追求至少征服华北的一部分和在北京立一傀儡皇帝那样的不切合实际的目标；但是他失败的迹象一旦显示出来，他对一贯不安分的蒙古部落的控制开始逐渐消失。在他从北京撤军后不到几天，他的君主，即蒙古的脱脱不花汗正在向明朝廷派出纳贡使团。可是也先的部队依然强大和完整无损，喜宁仍继续向也先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浮夸的计划。他提议通过西北发起进攻去夺取南京，然后另立英宗为皇帝；另外还提出一些同样不切合实际的计划。也先的部队继续袭击，有时在京师以北和西北的边境以相当大的兵力进行。为了对付这种袭击，中国人逐步加强战略要隘，同时骑兵又开始定期地从大同和宣府出发，深入草原进行扫荡，不过这一积极主动的政策效果甚微，并使后勤工作非常紧张，因为这一地区在前一个秋季已被蒙古人的入侵搞得一片荒凉。于谦亲自计划这些措施，他有力地压制住了一切抗议。
1450年，也先派喜宁出使中国。他立刻被中国人抓获，审讯并处死。也先于是失去了他的中国事务的专家和他的宏伟的入侵计划的制订者，退入草原。边境一带仍时断时续的发生战争。
原先专注于存亡问题和紧迫的防御工作的朝廷，这时开始认真地考虑英宗的未来了；英宗这时正处于严重的困境，他的大部分随从在进攻北京时期已经把他抛弃。蒙古人屡次试图谈判，但是中国人也许不无理由地怀疑，也先会利用英宗回京的问题作为发动一次新进攻的借口。有些朝臣提出抗议，要求采取措施以保证他的返回，但朝廷拒绝进行争论。新皇帝也在逐渐巩固他在朝廷的地位。英宗的母亲被抬至显赫但无实权的至尊的皇太后的地位，他的皇后则迁至一座离宫，而景帝的母亲和妻子则成为皇太后和皇后。事情变得很明显，这时的景帝，即原来十分勉强地登上宝座和在最初的日子里证明是十分优柔寡断的朱祁钰，此时决定保持他的权力，而他的前任皇帝的返回作为一个潜在的难题，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在他面前。
结果在1450年8月，当一个使团终于被派往蒙古的大帐时，使者礼部侍郎李实（1413—1485年）因发现委托他带去的信中竟只字不提英宗而大为惊奇。景帝显然不急于让他的异母兄长返回北京。李实发现这位从前的皇帝的生活条件很糟，并且甚至希望作为一个平民或皇陵的看护人回到中国，李实劝他写一封信，表示他对以前执行的政策的悔恨，并保证他不对皇位提出任何要求。此后不久，当以前曾为英宗效劳并在土木得以逃脱的都御史杨善（1384—1458年）率领的一个使团奉命出使时，指示中又没有就前帝返回进行谈判的命令。但是，也先显然看出再扣押他的俘虏已捞不到好处：杨善不得不亲自负责赎出英宗。只要纳贡关系尽快地恢复，即使给他少得可怜的礼品（杨善不得不自己出钱购买），也先也同意释放他的俘虏。
也先为他的人质安排了一次盛大的送别活动，杨善把他带回，仍由一支瓦剌的护卫队严密地护送到中国领土。景帝仍吝啬而又猜疑地对待被废黜的皇帝。已经放弃一切皇位要求的英宗在返回的途中因皇帝的命令和迎接他的礼仪细节的争吵而引起了几次耽搁以后，终于在9月19日回到北京。他受到皇帝的欢迎，并且很快被护送到南宫中的新居。三天后，他安然返回的消息在太庙宣布，一份颁布的诏书确定在位的皇帝为君主。至少从表面看，土木之灾得到了圆满的结局。
土木危机的后果
土木事件的后果在中文中常用“土木之变”来表示。“变”这个词指的是中国历史中一些事件的某种重要转折，不论它是中央的政变，或是具有全国意义的农民骚乱的突然爆发，或是一次大规模的外国入侵。上述的第一种和第三种肯定与在土木发生的事件相关联。蒙古领袖对北京的攻击已经使正统皇帝沦为俘虏，从而导致了中国的行政和军事组织的全面整顿。至少就这方面来说，传统的“土木之变”的说法是恰当的。但尽管边境防御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北京派出的战斗部队已被打败，而且损失惨重，许多部队被歼，但大力加固的北京城却依然固若金汤。
明朝廷没有被赶出它的新首都，并且表现了它要保持它在华北的地位的决心。从其他更早发生的事件看，这种反应就显得更加坚定和果敢。明朝刚刚结束在麓川的旷日持久的征战，福建、江西和浙江交界地区的大规模的农村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开封附近的黄河决堤引起了大洪水并切断了大运河。除了这些祸灾外，还有瓦剌的入侵和皇帝被俘引起的围绕皇位的危机。但是这一多方面的危机似乎对明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信念起了激励的作用。坚定而果断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出现了。有大量的证据证明，甚至在发生这些主要事件的京城，官僚体制依然稳定，文武官员决心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各省本身几乎没有卷入这些事件。明朝在15世纪余下的时期中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木事件的震动和北京的新领导为了应付危机而采取了大胆和有效的措施。
应该记住，土木危机应该从敌人的虚弱这一角度来评价。也先不是成吉思汗，瓦剌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构成相当于13世纪初期蒙古人的那种威胁。在也先的时期，蒙古人的真正利益不是领土征服，而是维持与中华帝国的紧密和有利的经济关系，他们的领袖也很清楚这一事实。也先未能扩大他的战果，他在释放原来的皇帝之后又与明朝廷保持一般的友好关系，部分地是出于这种考虑，部分地则是由于他自己的虚弱和在蒙古人中的不稳定的地位。当1453年他最后自立为汗时，内部冲突立刻爆发，并导致了他在1455年的死亡。
但是蒙古人的虚弱和内部分裂并非完满的解释。在15世纪，中国保持了比较有效的行政，它的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能够顺利地应付各种各样的内部的和外部的问题。
景泰政体
景泰时期，即景帝统治时期（1450—1457年），普遍地被人们判定为恢复了稳定、由干练的大臣们卓有成效地治理、进行合理的改革以及为北京和北方边境制定正确的防御政策的时期。传统的历史学家也判定，与前十年邪恶无能的宦官不幸地把国事搞得一团糟的情况相比，它的政府要受到赞誉。但是新政体不仅仅是一个从宦官统治向官僚恢复权力的过渡。至少在景帝统治的初年，新的改革受到以兴安为首的高级宦官的支持，而且是与任何官僚或将领一样热诚的支持。更确切地说，新政体的力量必须被看成是“民族觉醒”的结果，即在土木灾祸之后人们对国家需要进行彻底重建的普遍认识。
新政体与15世纪30年代王振取得权力前由三位大学士负责的前政体有某些共同点，这种延续性尤其在年长的王直（1379—1462年）身上体现了出来。1443年王直被杨士奇任命，从此他是与王振抗衡的主要人物之一，皇帝征讨也先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又是土木灾祸后处理北京危机时于谦的主要合作者之一。1450年当讨论英宗返回的问题时，王直是主张派使团前往蒙古人那里的主要人物之一。1451年当他已72岁和希望退隐时，他作为一个元老政治家，仍留在朝廷担任吏部尚书，但这时多添了一位尚书与他共事。从1451至1453年，何文渊（1418—1457年）也担任吏部尚书，然后在1453年由王翱（1384—1467年）接任，王是都御史，他先在辽东，后在广东、广西负责防务时成绩卓著，这时还得到于谦的支持。
王直和王翱在关键的吏部都留任了很长时期（分别为1443—1457年和1453—1467年），他们识别和选拔官员的能力可从15世纪第三个25年的总的行政质量中看出。高级官员的稳定性是景泰政府的特点。户部尚书金濂、礼部尚书胡（1375—1463年）、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石璞以及兵部尚书于谦本人（从1455年起石璞也任兵部尚书）都在整个景帝在位时期任职。都察院的主要官员陈镒（1445年被任命，1454年退隐）、杨善、王文、萧维慎和李实都留任而没有变动；军队的高级指挥机构也是如此，它包括了像石亨和宦官将领曹吉祥（死于1461年）和刘永诚（1391—1472年）那样一些有很高素质的人。
虽然王振已在土木被杀，尽管在1449至1450年进行了大量不利于他死后名声的批判，但新政体决不意味着宦官权力的消失。在土木灾难以后，于谦在集结朝廷力量保卫北京时最重要的支持者中就有主要的宦官金英和兴安。金英在15世纪30年代已经很有权势，但在宦官的集团中丧失了原来的支配地位而被王振取代。这时他又成为司礼监的负责人。但是他经常支持被俘的英宗的活动使他在1450年后期受到审讯并被关押。他被兴安所接替，兴安在1449年以前相对地说是一个次要人物，但这时成了宦官集团中的无可争议的首领，在关于释放英宗的谈判和在1452年5月指定新皇太子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他还以对佛门慷慨布施而闻名于世。他在整个景泰统治时期一直左右着朝廷。宦官在军界也保持着强大的势力，主要人物有曹吉祥和刘永诚，前者在麓川之役中和在镇压福建叛乱者时曾率军作战，后者曾长期在北方边境任职。两人在1453年的军事组织改革中都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