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关心他的合法地位一样，皇帝也很关心他有一个儒家君主的形象。他早年在翰林学士顾问手下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也使他对这种身份很敏感。像元代那样，他在1404年把程朱的儒家经典的注疏传统规定为科举的正统的标准程式，承认学者们早就给予这个学派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加强这一个正统学派一直是他倾全力关注的事情。皇帝为了确保他的圣君形象，他在1409年发布了一篇训谕式短文，即《圣学心法》。这篇文章是皇帝自己写的，翰林学士顾问们给了某些帮助，它把这种正统传统界说为“正统的”宋儒首先加以阐明的“心学”，并且给他的臣民和后嗣定下了伦常日用的规范。②此文在形式和风格上都借鉴了宋代的两种性质相似的书：即范祖禹（1041—1098年）的《帝学》和真德秀（1178—1235年）的《大学衍义》。这两种著作都收有为帝王讲学作准备的材料，它们成了使帝王作圣君的指南。特别是后一种书被广泛地认为是阐发“心学”的优秀作品，是理想政府的基础；明太祖对它极为重视。
这两种著作明确地表达了朱熹所定下的正统学说，在元代被视为为人君上的指南；现在正在致力于把这种意识形态定为帝王权力和文官政府的正统的基础，所以它们很有用。
永乐帝在编写他的这篇作品时，广泛地引用了早期儒家经典中的文字和宋儒的哲学著作，其中有些话直接抄自范祖禹和真德秀。他仿照宋人的办法，也对许多段落附上自己的评论以便进一步阐明“心学”。虽然它主要强调为君之道，但是他的教育也旨在使所有臣民受到教益。它的第一部分是讨论一个君主应该以身作则的道德品质和原则：这就是言行一致的原则；克制私欲；敬天法祖；正心诚意。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教育皇帝的问题，并且强调了上述的德行和通过学习、实践和自我约束去培养这些德行的义务。皇帝要他的臣民们敬畏和顺从上天，同时他也强调个人自觉的重要作用；这表明他虽然明白宣布要恢复祖宗的传统，但他也不认为自己应受它们的限制。
皇帝在此文的第三部分中强调皇帝极端需要有智慧的进言、正确的教导和忠直不偏的劝告。虽然皇帝很重视大臣们无私的和诚实的谏诤，并且强调需要他们有正直的性格，但他又绝对清楚地指出了君主的无可质疑的权力和他为此目的而培养自己心理素质的重要性。最后，他在关于为臣之道的这一部分中着重指出了忠诚的意义，并强调说：人臣若不能与君上一心一德，就不能为之服务——即他应该对君上全心全意，敞开胸怀而无所隐讳。永乐皇帝不坚持盲目的忠诚，强调君臣之间应该互相交换意见，以使每一件事都能得到自由的讨论。
这篇著作生动地显示了永乐帝为自己所树立的圣君形象，显示了他所设想的君臣之间尽可能有的鱼水深情——这种深情是以具有共同的伦理认识和共同的目标为基础，又是通过“心学”的体验而获致的。它不仅说明了皇帝关于为君之道的看法，也给他的臣民和后代指出了指导性的原则。这篇著作大大地提高了皇帝作为圣哲之君的形象，同时又阐明了渊源于宋儒学说的主要传统——它被宣布为明王朝的正统学说——的帝王思想体系。
1414年末，皇帝命令一批翰林学士汇编朱熹和朱子学派其他宋代大师所写关于《四书》《五经》的注疏，并且摘编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哲学论述。这些汇编著作在1415年10月完成并呈报朝廷，用《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为书名，在1417年4月予以颁行。这个做法正式承认它们是熟悉儒家学说的法定的捷径。
编订这些著作的背后有几种原因。首先是需要有一种标准的《五经》、《四书》注疏本，以便在学校和科举中使用。虽然朱熹对于经籍的注释长期以来被视为在这种课题上的定论，但他的注释有不同的版本，学生必须知道哪一种版本被规定在正式场合使用。就《四书》来说，朱熹认为《大学》是对儒家学说的基本的综合；它变成了在帝国学校课程中使用的首要的课本。
可是，也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理由来编订这些著作，特别是编订《性理大全》。皇帝认为，宋代哲学家做出了新贡献，他倾向于把他们的著作本身也看作是经典著作。因此，他在给编订者的指示中强调宋代大师们的“发明”，并且要求把他们的观点融合进经书和注疏中去。皇帝用这种办法含蓄地承认，正统传统并不是固定在遥远的古代而停步不前，它给后来的扩充、甚至于革新留下了活动的余地。
他个人对这项计划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认为《大全》已囊括了所有真正的学识，从而使他义不容辞地把这些真正的学识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去，正像古代圣哲之君过去做过的那样。也可以这样说，通过指导帝国的学生用集中精力来学习钦定精选的经书和新儒学学识的方法以准备科举考试，他能够运用一种巧妙的思想控制方式，以保证学生符合他的标准。这种办法产生了压制自由研讨和限制有创造性的及广泛的学术活动的后果，因为要在科场得意，这一切已经没有必要了。③皇帝还支持汇编几种经书和文献的大部头集子，这一方面使他获得了作为经书遗产和学者精英阶层的庇护人的美誉，一方面又为文官和宗室提供了指针和伦理标准。他的一个庞大无比的文献计划是要总括无遗地收进一切现存的经典文献。1402年9月，皇帝任名翰林学士解缙和其他一些人负责这项工作；他们在1403年12月便完工了。皇帝给这部完成的总集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是他并不满意它所包揽的范围，因此又下令大规模地予以修改。这项计划于是交由姚广孝和解缙承担：有2169名学者从翰林院和国子监抽调出来担任此书的编修。
这项工作全部完成于1407年12月，它被称为《永乐大典》。它包括22277卷，仅目录就达60卷。①此书从未公开印行，仅在皇家图书馆保存了几部手稿，至今只存留700卷。但是从这些剩下的卷数来看，就可以意识到它的范围之广泛、材料之丰富和用于搜集与准备的时间与工夫。它包括的材料有下列各种门类，即经籍；历史；典章制度；礼仪；法典；军事；哲学；佛教；道教；天文；算学；地理；医药；动物；植物；文学；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戏剧。这部著作还收了整个元代的类书《经世大典》。这部巨著不是没有它的政治实惠的；但是，这部类书汇编对于中国的文献文化来说，其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经典著作久远遗产的丰富材料现在被收集在一起，有易于查阅的分类，并且被传给了后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17世纪编纂更加宏伟的《四库全书》目录学的编者们有可能在当时还大量存在的《永乐大典》中，挑选散见于书中各处的许多引文而恢复了已经遗失的几百种著作；19世纪的纷纷扰扰对此书的最后消失是负有责任的。①由这些学术著作所培养起来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使得皇帝俨然变成了一位圣君，一位人民的导师，一位学识的庇护人。它们也使一种经籍和文献的集成广为传布，这个集成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阐述伦理和权威问题上的正统观念，对于科举考试，对于定出公共行为的官方法典来说，都是有用的。除了《永乐大典》外，其余几种小型汇编都曾在官员、帝国的学校和应科举试的士子中散发；有几种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鲜这样的藩属国家，从而在国外也促进了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总之，它们形成了士人阶级的理智观和文化观，同时又为帝国政府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原理。
对外扩张的军事战役
永乐帝想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主，他倾心于用军事征服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四面出击：出击北方、西北和东北的边境地区；深入亚洲内陆；通过亚洲海路远至波斯湾以西的各地。他想方设法到处扩张他帝国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影响。不是所有这些行动都需要军事对抗或公开的侵略。皇帝也力求用外交使节和给予贸易特权来达到他的目的；这些贸易特权是在洪武帝建立的朝贡制度下给予外国的。然而当局势许可时，皇帝也毫不迟疑地要动用武力。②北方边境的局势在他即位的初年是相对地平静的。在中国北方和西方的大草原上，成吉思汗后人中的蒙古帝位觊觎者们主要已被非成吉思汗子孙的部落领袖们所取代。满洲西北部的几个蒙古部落已向明朝投降，现在并入了明帝国的军事结构中，成为它的兀良哈卫，也称为三卫；有些部落在内战中跟随皇帝一起打仗，并赢得了他的信任。它们一直很友好，并继续它们的朝贡关系而未发生意外。其他蒙古人已归顺汉人统治，并已迁入华北；许多人服帝国的兵役或者做各种其他工作，对新的统治者继续效忠。 ①这些发展促使皇帝把这些忠诚的蒙古部落也计算在北方边境的一个1403年4月付诸实行的新的防御计划之内。他把忠诚的兀良哈蒙古人再南迁到今天的热河（从前宁王的藩封）的大宁附近，希望他们的存在会加强边境的防御。为了减少军事开支，他把洪武帝建于长城以北各卫所的防御部队南移到北京正北的地区。与此同时，皇帝又把位于内蒙大宁的北京都指挥使司南撤到北京西南的保定。除了在满洲女真人住地所建立的卫所部队之外，没有正规的中国卫再设立在长城沿线之北了。这些新措施在当时不能说没有好处，但它们是以目光短浅的假设为基础的，即假定蒙古各部落会永矢其忠诚。但是，防御方针上的这些改变给后来北方边境上的防御带来了有害无益的影响。②在西面，皇帝尽量与绿洲上的诸穆斯林国家和城镇建立友谊；这些国家和城镇位于从中国土耳其斯坦境内的哈密和吐鲁番往西远至撒马儿罕和哈烈的商路上，撤马儿罕和哈烈当时在帖木儿帝国的统治之下。明朝廷派出的使节给这些国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