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同化，因为从其体貌来说已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其中有几位在元明过渡时期非常卓越，明朝的开创者曾赞扬他们能够效法儒家行为效忠于衰落的元王朝。他们被树立为榜样，以此来羞辱那些在非常时期表现不那么好的汉人。文献中没有记载西亚人在多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原来文化的因素并以此来丰富他们周围的汉人的生活。可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两个精英群体——法律上的精英色目人与事实上的精英汉族文人——在开始时即使没有公开敌对，也是相互怀疑的，他们在文化上的立足点是不同的，但是慢慢地他们互相吸引，最终合并成社会的一个精英阶层。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两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中，这种类似的过程也是同时发生的。
①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第287页。
① 但是应注意萧启庆对早期蒙古人儒化的研究，＇858＇《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参看715页注①）。
① 傅海波和吉川幸次郎都强调了这一点，见＇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
① 蒙古人离开后如何在草原重组他们的社会还不清楚；虽然不是有秩序地全部撤退，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显然返回了草原。见＇447＇司律思：《洪武朝中国的蒙古人》，第5、6章等。
社会阶层：中等阶层与平民
军户
关于蒙古人通过从法律上划分社会四等级以及通过划分固定世袭职业的户籍登记制度来基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等级的问题，已经讨论过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努力创造的八十多个世袭的职业户计，将整个社会都囊括了，实际上是要将这些户计封闭起来，互不相通，而只是各自与政府保持特别的关系。其中军户和匠户这两类户籍对蒙古国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这两个职业值得进一步讨论，因为他们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下普通人民的生活，而且对于这些战略上很重要的社会群体的研究揭示了在中国的蒙古人在社会管理上面临的问题。
在元朝以前很久就已经确定了一条原则：中国文官政府一般应该从社会上的普通百姓中征募兵员，以组成军队。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稳定的制度确保这一原则的执行，这与为充实文官官僚政府而训练和招收人员的越来越有效的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朝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军事化的，但又处于最紧迫的军事需要之下，于是进行了不断的实验：专业化的禁军、募兵，偶尔使用非汉人士兵的边疆驻防军，以及乡兵。到宋末它的募兵制度特别成问题，已经被逃避征兵、开小差以及行政腐败搞得窘迫不堪。所以，虽然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条长期采用的原则——民—兵服务于军队，军队由文官进行非职业化控制——但是宋朝的经验很清楚地显示了在中国的传统中太缺乏组织军队的成功范例。
对中国形成致命威胁、源源而来的草原侵略者们（宋朝与之斗争了3个世纪）恰恰相反，他们是社会军事化的，但行政制度却很差，几乎不存在。所有14岁至59岁的男人都是战士，他们的军事地位是世袭的。在中国历史上的敌人之中，蒙古人尤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军事化，它的整个社会都是流动的，随时可以用于征战，每一个人、畜随时都可以直接为军事服务。除了战士以外，他们几乎没有别的职业，他们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士。所以并不奇怪他们自信其世袭军事职业的模式是成功的，并试图将这一模式推广到他们统治下的所有其他社会中去。
蒙古军事力量的这个特征正好填充无法解决的中国制度上的缺陷。也许并不奇怪，在蒙古人努力把他们的军事制度照搬到中国来的一个世纪以后，在1368年把蒙古人赶走并重新执政的汉人也倾向于保持这个制度。蒙古制度将军户分为四类。①第一类就是“蒙古”军户，第二类叫做“探马赤”军户，即蒙古草原南方一带的蒙古人以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其他草原游牧民。①另外两类是汉军（基本上是在1250年前那个征服阶段中投靠蒙古一边的汉人）和新附军（在13世纪70年代征服南宋时招附的）军户。这些军户的地位和待遇是不同的。
在强加给中国的军事统治的一个世纪中，蒙古人保持了世袭军户的编制，他们自己社会的大部分人都属于这一编制；在征服过程中所吸收的色目人中，他们也推行了类似的编制，很多色目人都被带到了中国。蒙古人在汉人中也大量征兵，并在汉人人口中组织起类似的军事单位作为他们的补充力量。②早在1232年，窝阔台在中国北方战场的将领就有权将汉人军阀的队伍编到蒙古统帅之下，称他们为千户或万户，这样他们就与蒙古军的组织相像了，被征服的人口也被分为民户与军户。根据1241年官方的统计数字，那时中国北方的军户占总人口的1/7，有一些地区比例高达1/3。③显然，由武装起来的汉人组成的汉军是在中国的蒙古军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军的组成从对中国北方最早的征服时就开始了。④在北方，有一些汉人情况不同，他们曾在金朝的骑兵队伍里作战，或者经历过与草原军队对抗的战争，他们在很多方面与蒙古人相同；由于相似的社会经历，他们可以与蒙古人并肩作战。但是他们在汉人士兵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大多数还是来自乡村的农民雇佣兵。
“新附军”是13世纪70年代吸收到蒙古军事机器中来的宋朝投降军队，以蒙古人和色目人作为他们的将领。他们被派到忽必烈东亚征战的各个前线。没有他们，蒙古人对人力的需要就难以满足。在70年代征南宋以及后来征日本、征爪哇的战争中，忽必烈的水军完全由投降过来的汉人和高丽人组成。在一些地区，当地的民兵也被编进军队系统，或者留在本地维持秩序，或者补充到主要战场。
所有这些武装起来的汉人都被划分为汉人军户中的两类；每一户总是要保持有一名战士在军队，世代如此。军户是受优待的，他们可以免除一定的赋役，并领到生活补偿、钱粮奖赏。在普通汉人百姓中，军户相对来说有些特权。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提供在役士兵，如果其逃跑、被杀或死亡，他们必须再提供一个人顶替他，这成为很沉重的负担。
这种军事制度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世袭身份；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一般是脱离社会的；通过地区和基层的军官直接隶属于枢密院。如果我们不去看中国社会的性质，那么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当时军事上的需要还是有其管理逻辑的。这个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在元代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就一直在起作用。它的不足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明显，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制度上的僵化成为忽必烈朝以后元代历史很多方面的特征。
从一开始，这种军事制度就是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的倾向背道而驰的。中国的男人很少愿意当兵，如果他们被限制在这个受人轻视的职业中，他们常常想办法逃避。对这种职业身份的优待并不能抵偿他们所负的责任与义务。开始的时候，以及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靠这一制度提供了大量的士兵，而在钱财与管理上的消耗则是最小限度的。后来，在忽必烈朝以后，行政效率急剧下降，虽然只要蒙古军存在，元朝的军事机器就可以有效地运行，但就总体而言，其兵员严重不足，训练质量低劣，纪律松弛，缺乏应有的装备，已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元朝末年，各地军阀队伍有些表面上忠于朝廷，另一些则公开反叛，足以表明元朝政府已不再掌握一支可以强制百姓服从的可靠军队了。无比混乱的局势和内战结束了元朝统治。元朝的建立靠的是军事上的优势，又是军事上的积弱导致了它的倒台。
元朝军事制度的失败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蒙古人不能确定在接受非蒙古人作为完全可信赖的士兵和将领时究竟能走多远。在文官范围内，汉人官员们能够担负起主要的日常工作，但是他们未被吸收进参与决策的高层官员圈子之内。至于将汉人融入军队，即使是作为低级官员和士兵，也还是一个犹为敏感的问题。蒙古人不愿意在汉人当中建立任何可能背离军事传统的军事力量，背离军事传统显然有损于蒙古人的优先权。
在忽必烈朝之前，统治定居汉人的问题还没有上升到重要位置，汉人军阀被接纳为重要帮手，他们只要显示出军事能力，便享有高官与信任。在忽必烈朝期间，重点在于各项制度的规范化。势力最大的北方汉人军阀及其万户受到严格控制。当然，有些人直到元朝灭亡还保持着他们的世袭地位，但他们的行动自由却被大大地剥夺了。忽必烈朝以后，统治阶层对汉人的怀疑与歧视增加了，对汉军及其将领的任用也相应减少。①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从1333年统治到元朝灭亡，这期间王保保的事例很能说明朝廷对汉人的不信任。王保保的父亲是汉人；母亲是突厥—蒙古人，她是自我壮大的河南军阀察罕帖木儿的女儿（译者注：应为姐姐）。①王保保是察罕帖木儿的继子和继承人，最终成功地统率了河南地区强大的军队。为表彰王保保对皇帝的忠心和贡献，皇帝赐给他蒙古名字脱脱（译者注：应为扩廓帖木儿）。作为脱脱＇扩廓帖木儿＇的王保保表现出对元朝事业的忠心不渝，而从不卷入朝廷的政治斗争，他真正追随了蒙古人。
在最终导致明朝创建的十年军事斗争中，汉人对手们收买不了脱脱＇扩廓帖木儿＇，也不能打败他。虽然一些汉族文人骂他是汉奸，但明朝奠基人却将他作为最可尊敬的对手而在他死后大加褒扬。尽管脱脱＇扩廓帖木儿＇在元朝末年是朝廷最主要的军事支柱，但因他是汉人、外人而受到怀疑，在朝议如何利用他不可缺少的军事支持时，这种怀疑始终占上风，因此与他保持距离，不能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