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来访是一种表示敬意或臣服的行动，他们取得的教训应昭示天下；另一些人则认为来访是体现皇帝的宽厚和对四方人民表示善意的大好时机。单于应当受到怎样的对待，是把他当作低于汉朝诸王的地位较低的臣民，还是当作地位高于诸王的贵宾，这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结果，作为靠显示仁厚而不是靠武力迫使外国人屈服以争取他们的友谊的政策的一个部分，决定给他以慷慨和隆重的待遇。这个决定与政府的批评者在公元前81年辩论中提出的论点是一致的。①中国对远方的外交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在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中国人的主动性。中国人愿意和受联姻（如约公元前110年与乌孙的联姻）约束的外国民族缔结长期约定。朝廷曾发动几次深入中亚的远征，汉朝士兵表现得英勇善战，惹人注目。结果，中国人设法在中亚的某些国家册封能保证对中国效忠的王（公元前101年在大宛国；前65年在龟兹国）。怀着同样的目的，中国人卷进谋害胸怀敌意的当地王而代之以中国人的人选的阴谋不下五次。②昭帝时（公元前87—前74年）朝廷已能在布古尔（轮台，见地图16）建立殖民地，而在此以前桑弘羊曾就此提出建议，但未实行。也有迹象表明，霍光本人曾准备支持扩张政策。但是约从公元前65年起，重点似乎转移了。活力和主动精神让位于有节制的、变化不大的殖民计划。公元前61年，曾在中亚服役数年并与匈奴作战的老资格军人赵充国提出了一种新型行政的建议。他提出巩固中国人势力的上策不是不定期地派遣小规模的特种部队，而是长期建立自给自足的农业殖民地。①公元前60年或59年当西域都护府在郑吉领导下设立时，目的是用它作为协调殖民活动和促成与西域各小国的友好关系的机构，而不打算把它当作计划进一步扩张或侵略的官署。②这种收缩倾向也可以从公元前82年部分地从朝鲜撤退的行动中看出。③① 见第13章《皇帝的作用和职能》； B。J。曼斯维尔特·贝克：《中国的真正皇帝》；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
① 关于燕王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见《汉书》卷六三，第2750页以下；卷六八，第2935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73页以下；关于怀疑非武帝所生之事，见《汉书》卷六三，第2753页。
① 关于内廷和外廷名词的使用，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54页以下。
② 关于霍光，见《汉书》卷六八，第2931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13页以下；阿尔迪德·莱克尔：《霍光》（哥德堡，1930）。
① 《汉书》卷八，第23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03页》；卷六三，第2764页以下；卷六八，第2937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75页以下。
② 关于丙吉，见《汉书》卷七四，第3142页以下；这时丙吉正在霍光的幕府任职；宣帝登基后他因功被封为关内侯（20等爵位中的第19等，只在侯之下；《汉书》卷七四，第3143页）。公元前67年，他从太子少傅升为御史大夫（《汉书》卷十九下，第803页）。
① 《汉书》卷八，第23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04页）；卷六八，第2939页以下。
② 这个事件的主要史料为《汉书》卷五九和卷六八。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4章。
① 关于这部著作的几个部分的翻译，见埃松·盖尔；《〈盐铁论〉卷一至卷十九译注及介绍》（莱顿，1931；台北再版，1967）；埃松·盖尔、彼得·布德伯格和T。C。林：《〈盐铁论〉卷二十至卷二十八译注》，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65（1934），第73—110页；乔治·沃尔特：《盐铁论》（巴黎，1978）。关于分歧问题的概要，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3章。
① 《汉书》卷九，第27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01页）；卷六八，第2954页；卷七八，第3283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36、147页。
② 《汉书》卷八，第26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42页）。
① 《汉书》卷八，第245、252、25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13、227、233页）。
②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8—169页。
① 关于这些争论，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辩论》（莱顿，1949、1952）第1卷，第137页以后；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180页以下。
② 关于萧望之，见《汉书》卷七八；卷二四上，第1141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93页以后）；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47页以下、158页以下、223和232页。
③ 例如：在维护传统宗教祭祀的要求、坚持音乐的正确功能和支持汉皇室的主权等方面的意见；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10、279页及第300页以下。《汉书》卷三六，第1924—1967页收有许多据称是刘向所作的陈述和奏议。关于他校勘图书和组成秘阁的作用，见范德伦：《论管子的传布》，载《通报》，41：4—5（1952），第358页以下。
① 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66页以下。
② 《汉书》卷八，第25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30页）把这次下令封爵记在公元前65年。关于在公元前62年实施的情况，见《汉书》世系表（如卷十六，第545、546页）的条目。关于公元前112年采取的措施，见本章《侯与爵》。
③ 另四国为济北（废于公元前87年）、清河（废于公元前65年）、中山（废于公元前55年）和广陵（废于公元前54年）；中山和广陵在公于前47年重立，定陶在公元前25年重立。
① 《汉书》卷七二，第3062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40页；《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7页以下）。关于公元前71年下令削减开支之事，见《汉书》卷八，第24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13页）。
②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6章。
① 《汉书》卷八，第270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56—259页）；德效骞译注第2卷，第190—193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96页以下、107页。
② 最明显的例子是车尔成（楼兰或鄯善）王在一次宴会上被中国歹徒灌醉和杀害。公元前77年王的首级经敦煌送至长安，附近发现的汉简证实了此事。其他中国人的暴力行为的事例涉及郁成王（公元前101年），莎车王（公元前65年）、乌孙王（宣帝朝时）和罽宾王（日期不详）。关于这些事件的详细情况，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3页以下。
① 关于桑弘羊在布古尔建立殖民地的企图，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2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6页以下）；关于昭帝时期建立殖民地之事，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6页（何四维前引著作，第174页）。关于赵充国，见《汉书》卷六九，第2985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57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25页。
②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4页。
③ 《汉书》卷七，第22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0页）；加德纳：《朝鲜古代史》，第18页。
改造和衰落（公元前49—公元6年）
未来的元帝（在位期公元前49—前33年）在公元前74年其父登基时，还是一个约两岁的婴儿；当他在公元前67年被宣布为太子时，也不过八九岁。据说他与其父的心态不同，他容易接受要求仁慈的呼吁，而对当时对于问题所持的过于专业的或法家的态度不满。据报道，宣帝有一次流露了他的忧虑，担心他自己的太子将会毁灭王朝，并且试图以另一妃子所生之子代替未来的元帝，但没有成功。元帝快到他统治的末年时，被病痛所折磨，据说他把精力倾注于音乐和一些浅薄无聊的活动方面，从而招致了他的重道德伦理的大臣们的批评。①历史的证据不足以判断宣帝对他儿子的评价是否正确，或者批评者或历史学者的意见是否可靠。没有理由认为他对任何具体的国务决定施加过明显的影响。的确，采用的某些措施实际上降低了皇帝生活方式的豪华程度和他个人的享受，不过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元帝或是能够为帝国总的利益提出这类措施，或是能够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加以反对。
不管新帝起什么作用，元帝的登基可以视为帝国发展过程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父亲的大臣们已经开始摆脱时新派的思想；而在他以后几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改造派的看法成了许多决策的鲜明的特征，不论在宗教仪式、国内问题、经济目标或对外关系方面都是如此。政治家们这时专门注意周代的而不是秦代的范例；他们选择节约和紧缩以取代挥霍和扩张；他们放手解除以前对中国黎民日常生活的各种管制。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减少铺张浪费和减轻国家刑罚方面，他们是成功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在建议限制土地的占有面积方面，他们的想法过于极端，难以实行。在前汉结束之前改造一直是政府施政的目标，尽管中间短时期内也出现过争议；后来王莽继承了改造派的思想，并且，和他以前的元帝、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和哀帝（公元前7—前1年）几朝相比，甚至进一步地发展了改造派的思想。
国内政治
当时重新进行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京城的位置。这个问题是由翼奉的建议引起的，翼丰是萧望之和匡衡的助手，他是一个根据阴阳的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