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件都恰恰发生在蒙古军队向中都进军的时候，他们的骑兵分队已经袭击了河北、山东和山西的北部。然而，除了金朝宫廷内部的纷争之外，造成金兵决定性失败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中国北方因持续干旱而引起的大面积饥荒，这也使女真这部战争机器的后勤部分受损。在做最后挣扎的时刻，政府曾经力图化解民族之间一切现存的差异，以此来鼓励各种群体的人民一致起来抵抗蒙古人，文武官职都向契丹人和汉人开放了，再没有了以前的各种限制。
1214年春天，金廷遣使向蒙古人求和，并将卫绍王的一个女儿送给成吉思汗为妻。蒙古人从中都撤兵，但北方的政局却仍是动荡不定的，于是，宣宗决定迁都到南京（开封），这里不仅位于中国农业最发达平原的中心，而且北部可以用黄河作为防线。成吉思汗却将这次迁都说成是金朝为恢复战争所做的准备，因此决定再次向中都进军。1215年5月31日，中都城被蒙古人以及归附于他们的原金朝臣民如契丹人、汉人等团团包围。迄至当时为止，这个首都是蒙古人在东亚所征服的人口最多、最重要的城市。
大约与此同时，金和西夏之间的外交关系，在已经紧张了多年之后终于崩溃。1214年以后的10年，是以时断时续的战争和紧张的对峙为特征的时期。金与西夏以前的友好关系被这一可悲的阶段所代替，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两国宫廷内的互相倾轧和权力斗争，并逐渐损害了他们反击蒙古人的能力。
山东的造反
中都，作为金朝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它的悲惨陷落，是与这个国家在其他方面所遭受的严重挫折并行的。
1214年，金要宋提前一年支付1208年和议所规定的岁币，以弥补过去的损失，却遭到宋的断然拒绝，因而加剧了本已摇摇欲堕的金朝的财政危机。这又与山东地区所爆发的诸多造反事件遥相呼应。山东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地方，纵观历史，它从来都是社会反抗和宗教叛乱的温床（见地图20）。
第一个起来造反的是杨安国，他出身于山东东部一个以杨姓为主要居民的富裕村庄，以制靴和制作其他皮货为业，这个职业使杨安国获得了一个绰号叫“杨鞍儿”。杨是一个强健而又残忍的男人，是村里的头领，并且早在1206—1208年交战期间，他就已经聚众起兵来反抗金朝的统治。战争结束后，杨安国重又降金，金政府给与他较低的州刺史和防御使官职。当1213年到1214年间蒙古人的进攻瓦解了金朝的权力机构的时候，杨安国再次揭起了叛旗，开始在山东半岛东部的一些县城进行掳掠。1214年夏天，他竟然在沿海的一个小县城（今蓬莱）自立为帝，建元天顺。这对于金朝的统治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尽管北方还承受着蒙古人的沉重压力，金廷还是派遣了一支由仆散安贞率领的军队去攻打他，结果是这支金兵获胜，1214年秋末，杨安国的军事据点被纷纷攻陷，杨企图乘舟逃走未果，金兵将其俘获，并于翌年年初将他无缘无故杀死，而他的“帝国”又延续了几乎不到三个月。
杨安国并不是山东惟一的造反者。在山东中部地区，还有不止两支独立的叛军，在1215年仆散安贞那次惩罚性的军事行动中他们也遭到了镇压。但是在山东各地，仍然到处有造反的武装在坚持，杨安国原来的副手以及其他造反者在半岛上那些难以登攀的山区继续开展着游击战。1215年前后，这些起事者的头领们选用红布来制作服装，从那以后就被称为红袄军。红在中国往往是一种吉祥的颜色，象征着幸运与希望。不过，他们之选择红色，无论从哪种可能性上说，都与这些起事者对故宋的感情毫不相干（红是宋朝的代表颜色，与五行中的火相对应），也不能归因于任何宗教或宗派对于各色造反武装的诱导；山东所有的这些企图动摇金朝统治的起事者头领，其动机和目的似乎都是纯粹利己的、现实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只是想自立为王，使自己成为一个地方政权的中心。
当1127年黄河又一次暴发的洪水阻挡了金朝在山东用兵之际，宋朝政府却打算利用红祆军为自己渔利，他们向造反的首领封赐官衔，应允给与他们物质援助。这些首领中有一个就是李全，这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以体格强悍、性格残忍著称，曾与杨安国联姻而成为亲戚，或是他的妹夫，或是他的女婿。1218年宋朝封李全为京东路总管，但事实上他或多或少保持了独立，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的领地实行管辖。到1219年，对于山东东部李全所横行的地区，金朝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李全对宋的归附，无论怎么说都只是一种形式。而且并没能持续多久。从1225年起，鉴于蒙古军队向山东的进逼，李全终于意识到他还有向侵略者投降的一条路。1227年，他正式宣布归附蒙古，从此便反转来对付他原来的保护者宋朝。1230年，他甚至率兵侵入宋朝领土，向长江边上的扬州发动袭击，但这次军事行动未能取得成功，李全也于1231年2月18日被杀。他的死标志着红袄军的覆灭。1231年他的养子李璮（马可·波罗所称的“Liitan sangon”）承袭了他的官职，继续着由他父亲开始的督军生涯李璮像李全一样叛服无常：1262年他又妄图把山东进献给宋，结果被忽必烈汗处死。①在后来的中国传统史书中和在现代，红袄“运动”经常被贴上民族主义乃至爱国主义的标签，被当作是下层阶级排外感情的具体体现。但实际上，山东的这些暴动并不是被这种现代观念如民族主义等等所激发起来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些铤而走险者，妄图把自己与无论哪个强有力的政权结合在一块，从而提高他们自己的声望和获取更高的报酬。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中无论哪个都不可能坚持长期的抗金斗争，但时值乱世又继之以蒙古人的入侵，他们的反叛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便得以成功，使金朝残存东部地区摆脱了女真人的控制。
东北地区的失陷：耶律留哥与蒲鲜万奴
女真人的故乡东北，特别是相当繁荣的辽东地区，本来应该是金朝政权可以撤回的大后方，况且他们中有许多人还一直生活在那里。一位女真大臣也确实对宣宗进行过这样的劝谏，他劝宣宗从中都（北京）撤回东京（辽阳），而不是迁到开封去。可是，当蒙古人于1211年发动进攻的时候，金朝虽然还能严密控制住辽东地区，却已经将东北地区的北部和中部丢失了，丢失起因于耶律留哥的叛乱。留哥是辽宗室的后裔，他像许多契丹的造反者一样，胸怀摆脱女真统治谋求独立的希望。他带领他的追随者，主要是契丹的骑兵和战士，在1212年宣称臣服于成吉思汗，然后便迅速取得了对东北地区中部和北部的控制。到1213年，他甚至被允许自称辽王，1214年金廷出兵前去对他进行镇压，但失败了。
留哥的傀儡政权一直到1233年才被蒙古所灭。应该对金廷镇压耶律留哥那场战争的失利负责的将领，是万奴，女真蒲鲜部落人。被契丹的反叛武装打败之后，万奴便率领军队撤到东北西南部的东京一带。如同其他人一样，他明白金朝的末日已近，因此竭力想从这个一度强大的帝国的废墟上，为自己开辟一块地盘出来。
1215年春，万奴也叛金独立，自称天王，国号大真。像几乎所有此前中国的国号一样，它并非出自于地名（金本身也是如此，虽然金这个字是五行之一，所以可能也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在道教的著作中，“大真”是对“金”的一个高度文学化的表述。不过，这个国号主要的意义还在于，万奴认为自己是金朝衣钵的真正继承者，为强调这一点，他还采用了金的宗室姓氏——完颜。国号中的道教含义，以及万奴政权种种其他特征都是受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汉人王浍影响的结果。王浍祖籍为今天的沈阳，是个算命专家，注释过《易经》，同时还是个道教信徒。虽然他过着隐居生活，但他的足智多谋早已声名远扬，因为远在1190年之前，金廷就曾要召见而被他所拒绝，1215年当宣宗又召请他并以高官相诱时，再次被他拒绝。可是，他却成了万奴的主要谋士，而且一直为万奴出谋划策，直到九十多岁。
万奴看到，东北地区中部那些平原地区都已被与蒙古联盟的耶律留哥牢牢控制着，他毫无重获的机会，便转而向东部并且向北部求发展。他的疆域位于东北地区东部的山林地带，处于松花江的前上京地区也在其间，因而万奴的疆域与高丽接壤，他肯定很想朝这个方向扩展他的势力，但他对高丽的侵略并没有取得稳固的成果。大真国存在了大约18年，直到1233年蒙古人征讨高丽时，才一举将它灭掉，万奴也被蒙古人所俘。万奴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堪与山东的反叛者李全相比：二人都在远离金朝中心的边境地区自立为王，都曾想在蒙古人进兵之时乘机独立，但时而又在名义上与蒙古人联在一起。
东北的丢失，先弃与留哥，次丢给万奴，最后又陷于蒙古，是对金朝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对于仍然留在中国本土的国家来说，这割断了他们与那些饲养牛马的主要地区的联系，同时也割断了他们与真正可以依赖的纯粹的女真人的联系。而像1215年的那种情况，金丢掉的不仅有河北北部那些盛产粮食的地区，还丢掉了他们的骑兵所赖以获得大量马匹之地。令人惊讶的是，尽管遭受了这些可怕的、毁灭性的打击，金朝却还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了好几年。其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从1219年起，成吉思汗兵锋所向，是向西去攻打西亚；另一个原因则很可能是出于对蒙古人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忠于金的女真人与汉人团结在了一起。
① 与蒙古的这个协约不见于《金史》，但见于＇597＇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2，第99—100页；＇5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第591页。
②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