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月27日就已经在辽阳登基称帝了，此时距海陵王的被杀还有好几个星期。辽阳的这一惊人消息肯定在12月中旬就传到了扬州，并因此激发那些将士采取了行动。新的皇帝庙号世宗（1123—1189年），即位后面临的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局面：契丹人的反叛，中国各省的动荡不安，以及因对宋战争引起的各种争议等等。这对于世宗的才能是不小的考验，世宗则向世人证明了，他有能力克服所有这些困难，并使自己在历史上占据了这样的地位，即他不仅位居于在那些伟大的女真首领之中，而且也是中国诸多登上皇帝宝座的最杰出人物中的一个。
世宗朝的鼎盛（1161—1189年）
新即位的皇帝完颜雍（本名完颜乌禄，生于1123年，在位时间是1161年至1189年，庙号世宗）是太祖之孙，他的父亲完颜宗辅在早期的金朝中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的母亲并非出身于那些与完颜氏世代联姻的女真氏族，而是渤海人的后代。渤海的成分构成了金朝人口中文化较为先进的部分之一。早在海陵王还在世的时候，未来的世宗就已经是他的一名公开的反对派，并因此未能留在首都任行政长官，而是被派到东京任留守。东京位于辽阳，是原来渤海国的领地。
1161年夏天爆发契丹人的起义，世宗在他的辖区之内成功地镇压了难以驯服的契丹人。主要靠着渤海人的支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靠着那些对海陵王一意孤行发动侵宋战争不满的女真贵族的支持，称帝之后，世宗便迅速赶到了中都（今北京）。他在1162年年初颁布的第一个诏令，就是撤回长江前线的金兵。同年春天，他还遣使到宋，要求正式与宋恢复通好。但是世宗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到遣散武装的地步，在淮河地区以及西南前线，亦即金与宋的蜀地（四川）接壤的地区，还在不断地发生边境冲突。最后到1165年，宋与金之间终于又签署了一个和议，这个和议使宋的地位有所改善。宋不必再向金称臣而改称为侄。这样，虽然从礼仪上说，金仍然高于宋一头，但“臣”的称呼总算是见不到了。“贡”也被更中性的词“岁币”来代替，宋需支付的岁币数量还与以前一样（译者注：实际是银、绢各减5万），以淮水划界也没有变化。当边境榷场开放的时候，为防止意外，世宗还派遣了6万士卒驻扎于与宋的边界一线，从1165年以后，金与宋的边境保持平静达40年。
宋金和议拖延数年才得以缔结，确实应该归咎于宋。宋一直寄希望于金内部的动乱，也就是契丹人的反叛。金发动侵宋战争的时候，契丹人和奚人曾一致拒绝金的签发，乃至起兵反抗他们的女真主子。奚是一个突厥部落。契丹人起义的中心在西北路一带，位于今天长城附近。一些契丹首领曾试图与宋建立接触以获得支持。但这支起义军于1162年秋被世宗击溃，一些被打散的契丹兵逃亡到宋。现存的契丹军事单位被废除，其成员被分散编入女真的军事单位之中，只有始终忠实于金的一些契丹首领被允许保持了原来的头衔。为了防止那些仇视金朝的当地人的反叛，也为了抵御更为桀骜难驯的西北边邻蒙古人，此后几年，世宗在西北路的几十个城镇设立了军事要塞。
短短几年之内，世宗就这样成功地使他的国家无论内外环境都得到了稳定。在他统治的漫长时间之内，在诸多领域如行政机构、经济以及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除了在与蒙古的边境上战争还时有发生之外，金朝享有了长达25年不受干扰的和平时期。世宗竭力想做一个公正的、节俭的统治者，并获得了“小尧舜”的美誉。①不过，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并不盲目地崇拜汉族文明，相反却对淳朴的女真旧习眷恋不已，在仍然生活于祖先发源之地东北的女真人身上，他看到过这些旧俗的具体体现。世宗对女真的贵族和平民中日益增长的汉化倾向感到忧虑，并且采取了诸如下令禁止取汉名、着汉服等措施，想使女真民族保持民族特性。金朝的故址会宁被重修，被重新抬高到上京的地位。1184年到1185年间，世宗几乎全年都在上京度过，设宴举行赞扬祖先功绩的纪念活动，倾听歌者对当年阿骨打创业的颂扬。
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世宗时长期的内部稳定和相对繁荣，在后来那些年甚嚣尘上的倾轧纷争中，金朝才得以维持下来。到他的继承人即位时，金朝开始衰落，但这既不能过多地归咎于女真统治集团中少数人的玩忽，也不能归咎于最高决策层的无能，而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敌人的攻击，这个敌人对于金的可怕程度，甚于当年女真人对于宋朝。12世纪的最后几年，人们眼看着成吉思汗统治下蒙古联盟的崛起，并眼看着他们在获得至高无上的霸权和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统治的过程中攀上了第一道阶梯。
宋朝的北伐：1206—1208年的战争
世宗死于1189年初，定为太子的显宗早在1185年就已死去，所以继承帝位的是世宗的孙子，庙号章宗（1168—1208年）。章宗并没有他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是他为人和善，能够在宗室和身任文武大臣的地位显赫的女真贵族之间维持一种理解和一致。关于女真人的汉化问题，尽管朝廷曾颁布了种种禁令，但汉族的生活方式还是越来越多地被女真人乃至契丹人所采用。然而，衰亡前的种种征兆却在逼近，其中最感棘手的就是蒙古的威胁。如果说前些年这还不过是一种恐慌的话，现在它已发展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另一个对于金朝内部稳定可能构成的潜在威胁，是多少超出于政府的控制能力之外的，即使它是最好的政府。此前的几年间，黄河在河北与山东的平原曾一再地决口，1194年的一次，不仅淹没了大片地区，并且形成了两个新的河道（见地图18）。这些大灾荒影响的都是国内最肥沃的、经济上最重要的地区。与之俱来的结果通常便是农民破产流亡，驿传中断，民众之中不时发生的骚乱。近年来的研究者认为，金朝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这些自然灾害，它动摇了国家的经济基础。①对于金朝的内部状况，宋并非一无所知，尽管宋对于蒙古势力的崛起究竟知道多少，至今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章宗统治下的金朝政府却终于理解了蒙古的危险程度，而且从1192年起，沿西北边界大规模地修壕堑，立堡塞，以防御塔塔儿、汪古、珊竹和其他蒙古部落的入侵。这些防卫措施，以及多次以“惩罚”为由向蒙古地区的出兵，都大大加重了金朝的赋税负担。偏偏在此时，黄河的洪水又冲垮了中国北方农业收入最有盈余的地区。政府于是诉诸于拘括汉人尤其是那些逃税人的土地，将其分给他们所依靠的女真人。这种做法伴随的必然后果，就是加剧了汉人和女真人的紧张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金朝当然顾及不到有关是否放弃与宋并存的政策等等事宜。在与宋接壤的地区，他们的农业收入不仅受到黄河决口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一连串旱灾、虫灾的蹂躏，关键地区山东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其他地区更甚。宋廷深知金朝所陷入的困境：向中都（今北京）一年两次派遣的使者就是定期的情报来源，他们恰好要横穿金朝领土上这些受灾最重的地区。
地图18 黄河改道，1194年
也许不完全是巧合，在后来参加伐金战争的宋朝将领中，有为数不少的人曾经一次或多次出使过金国。从1204年起，宋朝的军队就对金朝淮河一带边界进行不断的侵扰。担负这场收复失地重任的宋臣是韩侂胄，1194年在拥立宁宗一事上有功，曾两次（1189年和1195年）出使金朝。宋军在金朝边界上发动的袭击，不是出于他的暗中唆使，就是出于他的默许，以致在1204年后的几年间，双方的敌意一直在持续上升。最初，这一切并未妨碍正式的外交往来，也未影响到宋向金支付的岁币，但是每当朝廷举行仪式并附带会见外国使节时，就能感觉到那种仇视在升温。在1206年（2月5日）宋廷举行新年朝贺时，金朝贺正旦使节误以为宋朝大臣直呼了金朝皇帝的父亲的名字，认为这冒犯了禁令，因此提出强烈抗议，宋朝当然将此看成是金使傲慢无礼。所有这一切使双方都被激怒，两国间已无法保持原来的关系了。
1206年夏季，宋朝大臣韩侂胄认为出兵北伐的最后时机已经成熟。辅佐他的制置使叶适（1150—1223年）是著名的学者，被委任起草一份伐金诏书，叶适却以反对兴兵为由拒绝了，结果被贬斥到一个州去做官。取代他的李壁，是韩侂胄的追随者，也是主战派成员之一。他起草的伐金诏书于1206年6月14日颁布后，在宋朝各地广为流传。六天以后，宋帝正式宣告北伐战争开始，举行了庄重的祭告天地、祖先、社稷的仪式，这个仪式一旦举行，战争便已无法挽回。与此同时，金朝明白战争势在必行，他们也按照通常的惯例，动员全体军队，举行隆重的仪式，向祖先和神灵告称1165年和议现状已被破坏，他们将出师应战。
宋朝的这份伐金诏书被全文保存下来，其内容是表达对金统治的愤慨，声讨金朝的罪行。它断言金朝因作恶多端和无能，已经失去了上天的护佑，因而也就失去了统治他们国家的合法资格。诏书还强调，他们坚信金朝统治下的汉人能够起来反抗女真人并且站在宋朝一边。
宋军部署在最重要的前线即淮河一线的总兵力达16万人。这个数字看来是可信的。金军于1206年12月动员来防御宋军的兵力，从东到西，包括驻陕西与宋富饶的四川接壤地区的军队，总数为13。5万人。表面上，战争开始时，宋军在人数上要比对手略占优势。但很快就可看出，宋朝在这场战争中注定是失败者。的确，宋军能够夺下淮河北岸的边境城镇泗州，但这算不上什么伟大胜利，因为这个城镇就像一个曾亲历其地的宋人所记载的那样，仅靠一道低矮的泥墙防护，根本无法防守。宋朝又企图派兵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