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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通过未归入版图的地区（后来在那里设武威郡），直至由酒泉和张掖两郡（设于公元前104年）组成的孤立的前沿基地。再过去就没有城墙的保护；商队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边缘的丝绸之路前进，那里由居住在绿洲的许多小部落或国家控制。对中国人来说，争取这些民族的友谊和促使它们疏远匈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汉族的游子和商队就将受到袭扰而无能为力，或者在需要时得不到水和住地。
因此，中国人决心承认这些小国领袖的独立，以换取他们容许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于是，很快出现了与当地的王和王室的一整套复杂的关系。派往长安的丝绸之路诸国的异族人质能够分享中国文明的安乐；与此相反，下嫁给亚洲地方首领的公主则要在未经教化的夷狄中间过艰苦的生活。这样的交换并不是总能使双方和睦相处。有几次，中国人的慎重的外交安排让位于暴力，汉政府不得已而派远征军深入中亚，以维持它在那里的存在。①留存的文物证明，中国的丝绸在这些路线上频繁地运送。②中国的丝绸最后可能抵达地中海地区的目的地，虽然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没有直接的来往。经过了几十年，丝绸的出口形成了一个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其中除中国外还有五方参加，但它们却不知道它们伙伴的活动和目的。这几方来自罗马、中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或中东）。中亚的非汉族赶牲畜人充当了中国货物的运输人或向导，中国从中亚取得马匹和璞玉，可能还有羊毛。最后，丝绸运到罗马，在那里成了元老院议员和其他贵族的夫人的装饰品。罗马还输入印度尼西亚的香料和印度的胡椒；罗马则为这些货物支付铁制品、玻璃或金银块，这些东西的遗物现在已在东亚和东南亚发现。在贸易路线西端，货物的运输、管理和储存由非洲（那里也是某些香料的产地）和中亚的精明的经营者负责。
中国的军人、官员、外交使节和殖民者向外活动达到了空前的距离，这样做，鼓励来自汉政府。但在遥远地区设立象敦煌那样的新郡常常表示中国人准备扩张而不是建立巩固而有效的中国行政。的确，快到武帝末年时，已明显地出现了中国人过度使用力量的迹象。皇帝的内兄李广利于公元前104年率大军出发，想把中国人的意愿强加给大宛（费尔干纳）王；他不光彩地被迫退回敦煌，只是在第二次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以后他才完成了使命。快到武帝朝结束时，桑弘羊原想通过在龟兹之东的轮台（布古尔）设定居地，设法巩固中国西面的地位，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原因是费用太大和过于冒险。公元前99年，李陵在深入异域时经过英勇奋战后战败；公元前90年，李广利也被匈奴所败，象李陵那样被迫向其宿敌投降。①同时，中国人也不是不顾在其他地区进行扩张的可能性。正象张骞向西北开拓那样，庄助在向南方的推进中起了带头作用。在南方，汉朝军队面临着他们不习惯的多山、多林或沼泽的地形及滋生瘴气的气候。但南方没有象匈奴那样强大的对手。经过了比西北为期更短和更局部化的战役后，汉朝官员扩大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并设立新郡，争取地方领袖的效忠或给他们一定程度的独立。
武帝时期向西南和东南作了相当大的扩展，同时巩固了汉朝在南方和朝鲜的权力。②从公元前135年起，已知取道牂柯江从西南运送货物至南越的贸易十分兴旺，约10年后，张骞报道他在大夏看到了从蜀运去的中国货。政府希望，通过赢得西南少数几个主要部落领袖的善意，汉朝政府就可以相当完全地在那里出现，同时能从那里的物质资源（包括几种贵金属）中获益。当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北方的匈奴问题时，在南方的推进停了几年。但到公元前111年，通过设立牂柯和越帯ㄔ颇虾退拇ǎ┝礁鲂驴ぃ撼屏σ丫┐蟆Ｒ嬷菘に嬷诠�108年建立，并且朝廷通过册封王的称号，争取地方领袖的好感。同时，南越不忠的威胁和爆发的叛乱促使政府派出远征军，远征军成功地恢复了汉朝在南方的威信。结果，成立了九个新郡，其中两个在海南岛。
在东面（福建），中央政府不同程度地与分别建于公元前202年和前192年的闽越和东瓯两个独立国建立了关系。虽然有时率领水师的武帝将领成功地阻止它们对汉领土施加任何有敌意的压力，但那里被认为不宜定居，土著居民也桀骜不驯，不肯承认地方的行政单位。总之，有人怀疑设郡在多大程度上一定表示对边缘区的控制。
在朝鲜，公元前128至前127年设苍海郡的企图未实现，但在20年后进行了一次更为成功的冒险行动。公元前108年，朝鲜的一些地方领袖向汉军投降，于是在半岛上设立了四个郡（见地图8）。
后来在中国的政策已从扩张转向收缩的时代生活的批评家们敏锐地指出，这些冒险行动极为劳民伤财。作为收获，到公元前104年，约有20个新郡被列为帝国的行政单位。①在15年内，中国北方几乎根本没有受到侵袭；中国的权威已在西北显示出来；在以后几十年中，匈奴在公开与中国对抗时将犹豫不定。除了以丝绸换取马匹和玉器外，中国已学会种植和利用新的作物和果品，如苜蓿（三叶草）、石榴和葡萄树。在长安城，汉帝举办宴会、展览和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使来访者深感汉帝国的富强，其中有些外国人（如匈奴的金日）被说服为汉帝国效劳，甚至升任最高的文官；其他许多人因被封为帝国的侯而为汉朝效忠。②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
精神的发展（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远比汉代长久）在武帝时期的突出表现与组织地方、发展经济、或扩大中国人在新开发地区的利益等计划同样引人注目。在武帝朝的写作方面，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80—前117年）给称之为赋的一种诗的新体裁树立了样板，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发展。①与他同时代的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从宇宙的角度解释人事，认为人事是范围更大的造化的万物体系的一部分；他的归纳长期以来形成了被公认为是儒家思想正统的部分基础。②约死于公元前110年的司马谈与其子司马迁（约死于公元前86年）一起，创造了一种历史新形式，它在长达两千年中一直是范例。③虽然由于这些或类似的贡献，诗、哲学和历史写作都得到了新的动力，武帝本人却没有明显地关心这些活动，尽管文献记载中的确收有被认为是出于他笔下的一些短诗。我们更多地听到的是他在国家的宗教祭礼和个人信仰方面的个性和活动。
通过参加既定的祭礼和举行某些新的仪式，武帝以皇帝专用和不准其他凡人使用的方式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作为尘世人类命运的最高裁决者，他正在采取与超凡的神圣力量联系的措施，以期获得它们的保护和赐福。下面将要谈到，当改造派的态度代替了时新派的主张时，对这些力量的观念是怎样发生变化的。④汉武帝从前人继承了在建于雍的神坛祭祀五帝的任务。但他在履行其义务时比他们更加虔诚，他首先在公元前134年来到神坛，以后去了七次。为了补全对那些被认为进行千秋万代和无远弗届的统治的神祇的祭祀，武帝在公元前114年举行了对后土的祭祀，以及在公元前113年对太一的祭祀。以后他五次在汾阴祭祀后土，三次在甘泉祭祀太乙。在开始举行这些形式的祭祀的同时，朝廷还设置乐府，其职责是为仪式作音乐伴奏；正史中还保存着19首歌颂这些盛典的颂诗文本。①除了代表王朝参加这些祭祀活动外，武帝个人还沉溺于寻求通往长生的道路。如同秦始皇时期那样，这条通往长生的道路这时被认为是经过神圣的蓬莱岛而后道经东方的仙境而展现的。还有报道说，汉武帝易听信方士的主张，这些人答应使他长生，或让他的一个死去妃子复生。这些记载都可在严肃的正史中找到；从公元3世纪的文献开始，这些记载连同武帝的神话变成了荒诞之说和传奇；而武帝则成了具有半仙法术并与西王母有来往的君主。②武帝朝最壮观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可能是公元前110年在泰山举行的封禅。汉帝耗费巨资，浩浩荡荡地巡幸这一圣岳，其远行的目的似乎又是寻求长生。这一次主要祭祀可以促成所希望的幸福的黄帝。这时这种新的祭祀方式被接受，可能是因为一般方士已受过考验，并被发现都不够格，他们的诺言也都未实现。③在知识方面，公元前105至前104的这一年形成了帝国自豪和自信感的高潮。大约在60年以前，贾谊曾经徒劳地提出，王朝应采用土德，以代替秦采用的水德。这时，朝廷认定改变五德之运的时机已经成熟，这表示王朝自觉地对自己的力量和权威有了信心。汉朝的命运与宇宙的循环运动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根据这一规律，一个阶段，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将定期地让位给其后继者；通过改崇五行中的土以代替水，汉王朝向世人表明，它因征服了前一王朝而有权进行统治。其他象征性的变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如采用新历法和国家的高级官职改用新的名称。特别是从公元前104年起，王朝以新年号纪年；选用的年号为“太初”。①王朝的混乱
国内发生的种种事件很快使那些经历了公元前104年开始的新时代的人们的乐观情绪化为泡影。政府在五年之内，不得不任命专使用武力去恢复秩序。可能是在公元前90年颁布的一道诏令暗示了民不聊生和盗匪横行的事实，还提到应采取极端行动去消灭这些现象。特别是汉朝在公元前91至前90年经历了一场几乎使皇室垮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