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松漠地区为契丹人设置了都督府。常常难以确定的是，这种中国外部等级所包含的纯粹名义上的成分大到何种程度。受羁縻的部落或民族当然在管理其内部事务方面保留了充分的自治权；但是，授予这些首领们的响亮的中国头衔也为他们带来了声望。
女真人在辽朝的情况与唐朝世界时契丹人的情况相似。金王朝的建立者阿骨打，其祖先几代人都曾担任辽朝边疆等级制度下的节度使，因此当他于1115年称帝时，就已经不是一个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无名之辈了。在辽朝时期，除了全国性的宋代中国外，一个政治上举足轻重的新的中心在北方逐渐形成，它在对待边界居民的方式上沿用了唐宋的先例。
至今仍有人认为蒙古人的情况不同，说他们完全是在中国的边疆组织结构之外强盛起来的。其言外之意就是，在铁木真统治下的蒙古各部落，在他于1206年称汗之前并没有在同任何一个帝国朝廷的相互交往中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在巩固为草原地区支配性势力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朝贡关系及其伴随而来的被一个中央大国封官加爵之类的俗套的影响。然而，这种说法必须予以摒弃。它的根据是《蒙古秘史》所描绘的1209年以前有关蒙古人早期历史的图画。这一资料来源指出，铁木真和蒙古人——包括他的盟友和对手两方面——作为草原上的游牧民，完全没有接触过中国文明或任何其他高等文明，不具有国家形态，也未曾同汉人的哪个帝国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蒙古人来说，12世纪下半叶时有这么一个帝国，它就是金朝，而《金史》则对蒙古人曾作为臣属而处于受支配地位完全保持沉默。
但是，宋的资料来源则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它显示出成吉思汗的祖先不但是金的对手，而且是有自己的“国”的金的臣属。①为什么《秘史》和《金史》都略去了这一情节很容易得到解释。《秘史》是一部浪漫化的史诗，它把铁木真的生平展示为从早年的最低贱者直到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这样一个上升的过程，所以在这部民族史诗中没有提到铁木真的先人曾为另一国臣属的任何事实。《金史》则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编成的，它的作者有意删去了所有有关成吉思汗或他的先人臣属地位的资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据以推断早期蒙古人有一个自己的“国”的资料，全都来自宋人的有关材料。据记载，在一场战事爆发后的1147年，金人对蒙古人采取了抚慰政策，蒙古的统治者称汗，建年号天兴。②这位当事的蒙古首领被某些学者确认为合不勒汗，他是铁木真的曾祖，据《秘史》载，他甚至已经“统领了全部蒙古人”。宋人的资料还提到铁木真本人曾以一个外臣的身份朝拜金廷。③因此显而易见，铁木真并非《秘史》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部落背景不明的冒险家，而是一位曾经接受过金廷的褒奖、封赠和礼物的王者家庭的世袭者。
以上事例表明，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新兴力量的领导者同一个中央帝国的关系已经是多么深，保持的时间是多么长；还表明他们在建立一个帝国的前后，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熟悉“中国的”制度。他们都是在支配内外关系的制度框架内登上帝位的，因此不难想象这些外族统治者们是多么渴望成为“天子”，多么渴望进行封赏或接受贡物；而不是被他们的“太上皇”封赏，或是派使臣给“太上皇”送去贡物。唐代初期那些较之宋代有大得多的疆域的世界皇帝的形象，当然也影响了相邻的部落联盟的领袖们，渐渐地，他们也凭借手中的权力开始要求并最终成功地当上了皇帝和天子。
① 见＇378＇查尔斯·A。彼得森：《1211—1217年宋对蒙古入侵北方的最初反应》，第248页。
② ＇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第99—100页。
③ ＇5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585页。
多国制
中国从地理上被割裂成若干个国家，每一个都在自己的天子统治之下，这在中国当然不是第一次。这种分裂在从汉末到隋的三个多世纪内存在过，而在10世纪初的五代时期再度出现。就多国并存这一点而论，这个征服王朝时期与先前的那些政治分裂的时代并无不同。但是在征服王朝的形势下出现了某些新因素。
其中之一是政治中心的大转移。北京（燕）地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一个不太重要的远北边疆地区，主要是作为一个边疆要塞城镇，在全中国范围内还不能起到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重大作用。当辽将燕京（它的南京）作为其五京之一并使之成为辽帝国在整个定居区的首要行政中心时，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金步辽的后尘，也立足燕京实施统治，这时他们称燕京为中都。蒙古的皇帝也带着他们的大部分朝廷办事机构驻留此城，并改称其为大都。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在现在的北京修筑了一座雄伟壮丽的帝国都城，其中包括豪华奢侈的宫殿和园林。它给人印象之深，就是今日的来访者多少也要回想起使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都的金元时期。
五代时作为最高政治权力的角逐场而始终记录着历史的两座城市——长安和洛阳，最终都失去了它们的显赫地位。9世纪80年代以后长安遭到毁坏，它的地位就再也没有比地方性的首府更高过，而整个西北也逐渐沦为落后地区。后梁在东部平原的交通中心河南开封建都后，洛阳同样也开始衰退。开封被重新统一了中国的宋再次作为首都。1127年当宋人丢掉了整个中国北方和他们的都城开封后，开始了中国政治重心向东北部转移的第一步。南宋政权随即在杭州建立了“行都”，这里发展成了第二都城，其富丽豪华比开封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北方主宰者的金，在北京建立了中都，随着1276年以后几年间南宋的溃亡，杭州也永远丧失了其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此后近一个世纪内全中国都要服从北京的号令，直至1368年蒙古朝廷被驱逐回蒙古人的草原故乡。明最初建都于南京，但在1420年以后朝廷迁到北京，它的地位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中华帝国的寿终正寝。这种政治中心向东北的转移改变了北京，使它从一个没有文化特性的偏远落后之地，一变而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的首都，一个拥有大规模制造业的人口稠密的都市，一个上演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的舞台。然而，从经济上说，即便是在遭到蒙古人首次沉重打击之前，东北部地区始终都是一个贫穷少产的地区，北京一直依赖从长江的产稻区调进粮食，这就需要从水陆两方面对国内的运输系统迸行彻底的改造。
如我们所知，中国多次被兴起于北方边疆的政权重新统一。这种情况发生在隋、宋时期，元代时再次重演。中国的统一只能肇始于北方的观念到13世纪时几乎成为一种成规，在忽必烈掌权后，当他同意了一项宋人与蒙古人的和约时，仍然将这一观念用作政治论据。北京和杭州两方的皇帝当然都认为自己是君临中国世界的正统的统治者。不过蒙古人的胃口远远大于中国的历代皇帝，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合理的版图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整个世界。这一想法在他们送给西亚、中亚甚至欧洲统治者的信中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信中要求他们投降大汗，并使用了由汉人发明的“天下”这一术语，而它在蒙古人那里有了更为广泛和全面的意义，实际上是把所有已知世界都当作了他们“未来世界帝国”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意识还通过忽必烈几次代价高昂的远征被带到了遥远的缅国、占城、爪哇和日本。所有这些国家都曾不受拘束地处于宋朝纳贡体系的边缘，它们只有在有所请求时才派遣赴宋使团。但是从未发生过宋廷试图派遣军队远征海外而强迫朝贡的事情，尽管它拥有一支不容忽视的海上力量。蒙古人在间接统治吐蕃时所采取的强制性做法，也可以看作他们世界性野心的一种表达。中国从没有一个王朝将任何程度的权威加于吐蕃人之上，宋王朝一直满足于它邻接吐蕃的边疆并保持现状；而中国巨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潜力却被蒙古人利用来为扩张主义观念服务，其野心勃勃的目标远远超过了以往纯粹汉人的国家曾想达到的任何要求。
盟约关系
在中国重新统一于元朝之前，东亚世界的政治结构可以用盟约时代来形容。尽管一项承认其他政权既合法又平等的盟约原则上似乎与一个帝国所宣称的一统天下的观念相矛盾，但与其他政权订立盟约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朝就对匈奴推行了一种抚慰政策，即必要时通过送礼（主要是丝帛）、和亲以及对相邻的一些政治实体做出让步——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成了反复出现的因素——以使这个不受统治的部落联盟离开中国边疆。但是，在对付危险的敌人时此类约定总被视为仅仅是一种权宜的、等而次之的解决办法，是当一个王朝不能赢得彻底胜利和征服时所可能采用的一种手段。
就宋而言，它在11—12世纪征服王朝时期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征的。依靠军事手段既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也不能打败女真人的国家，宋—辽以及宋—金关系史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史：相对短的战争和主要通过输纳大量银绢以换得的相对长的和平，停停打打交替进行。1005年宋辽缔结的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在金灭辽之后，金人认为自己是辽的合法接替者，因此理当从宋朝廷得到与从前同样的岁赂。澶渊之盟除了所允诺的岁赂（这比“贡”更可接受，宋人曾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这一叫法，因为它含有臣属的意味）以外，其内容还包括同意修正边疆地区的划界，以及如何处理边疆地区和有争议的交界区的动乱的规定。盟约亦确立了沿边的互市，开展由国家监控的商业贸易。
但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