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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例如，《旧五代史》，卷133第14页（钱镠）；《新五代史》，卷63第783页（王建）；《九国志》（《丛书集成》本，上海，1937年），卷3第39页（徐温）。
③ 《旧唐书》，卷182第4712—4713页（毕师铎）；钱镠传记见《旧五代史》，卷133第14—20页；《新五代史》，卷67第835—841页。关于王建，见《新五代史》，卷63第783页；《太平广记》，卷224第1723—1724页。关于徐温，见《九国志》，卷3第39页。关于锺传，见《太平广记》，卷192第1441—1442页。
① 《旧五代史》，卷15第4页。
②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1页。
① 堀敏一也对血缘关系的确实性表示疑义，见《唐末诸叛乱之性质》，载《东洋文化》，7（1951年），第83页。
② 见矢野主税：《关于唐代假子制的发展》，载《西日本史学》，6（1951年），第86—97页；栗原益男：《唐五代假父子结合的性质》，载《史学杂志》，62。6（1953年），第514—543页；《关于唐末五代假父子结合的姓名与年龄》，载《东洋学报》，38。4（1956年），第430—457页。
③ 关于这种见解见《资治通鉴》，卷252第817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8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5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2第818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87—8188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52页；关于王镣见《旧唐书》，卷164第4285页。
① 《唐大诏令集》，卷120第638—63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93—8194页。
①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第8215页。
② 关于中国人避难的村落，见罗香林：《唐代黄巢变乱与宁化石壁村》，载《说文月刊》，4（1944年），第265—268页。
① 《旧唐书》，卷200下第5392页。
① 高骈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2第4703—4712页；《新唐书》，卷244下第6391—640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第8219—8225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的讨论见周连宽：《唐高骈镇淮事迹考》，《岭南学报》，11。2（1951年），第11—45页。
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渡口。唐朝一度曾在采石建立镇戍，但在881年撤消了；见《册府元龟》，卷507第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4第8264—8268页。
③ 较早的任命见《唐大诏令集》，卷120第638页，高骈自己的任命包括李罕之（《旧唐书》，卷187第5442页）、毕师铎和秦彦（《资治通鉴》，卷253第8211页；《旧唐书》，卷182第471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第822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4第8237页；又见在此以前几十年杜牧的文章，文中叙述了政府军质量的下降，载《全唐文》，卷754第12—14页。
① 见堀敏一：《黄巢之乱》，第64页。
②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8—6459页；《资治通鉴》，卷254第8241页；据《册府元龟》，卷374第14页，大约1/3京师官员接受了黄巢的任命。
① E。H。肖孚：《长安的最后岁月》，载《远东》，10。（1963年），第137—179页（第157页）。
① 关于关中和四川之间的道路见严耕望：《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载《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年），第611—626页。
① 他的传记见《新唐书》，卷224下第6406—6409页。关于他的任命，见《资治通鉴》，卷253第822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3第8222页。
① 关于阡能叛乱，见《资治通鉴》，卷254第8263页及以后诸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5第8275页。
② 关于韦君靖及其民团组织的重要研究，有栗原益男：《关于唐末土豪在地方上的势力——四川韦君靖的情况》，载《历史学研究》，243（1960年），第1—14页；日野开三郎：《关于唐韦君靖碑应管诸镇节级之考察》，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年），第760—780页。后一篇论文主要研究一篇石刻碑文，其内容是纪念韦君靖在892年建成一座大城堡；那篇碑文的复本可以在刘希海（1793—1853年）的《金石苑》（据1846年印本，台北重印，1966年）第189—193页中找到。
③ 见谷川道雄：《关于安史之乱的性质》，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丛》，8（1954年），第86—91页。
① 关于唐代后期建立地方民团组织的讨论，见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的跋扈与镇将》，载《东洋学报》， 27。3（1940年），第341—346页；以及《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年），第229—235页；菊池英夫：《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0—58页。
② 菊池英夫：《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6—58页。
① 关于杭州八都的讨论，见谷川道雄：《关于唐代的藩镇——浙西的场合》，载《史林》，35。3（1952年），第297—298页。在《吴越备史》中有些传记资料表明，这些都的首领是杭州地区地方精英的成员；见《吴越备史》（学津讨原丛书本），卷4第6页。关于后来的吴越国，见沙畹：《关于吴越国》，载《通报》， 17（1916年），第129—264页。
① 韦昭度传记见《旧唐书》，卷179第4653—4654页；《新唐书》，卷185第5410—5411页。
② 萧遘传记见《旧唐书》，卷179第4645—4648页；《新唐书》，卷101第3960—396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4第8242—8247页。
① 见《旧唐书》，卷200下第5394页；《资治通鉴》，卷254第8263页。
① 见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四部丛刊本），卷2第11—12页。
① 《新唐书》，卷225下第646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5第8277页。
③ 见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为第三次异族乱华》，第851页以下。
① 《新唐书》，卷225下第6461页；《资治通鉴》，卷255第8288页。
① 关于围困陈州的情况，见《资治通鉴》卷255各处。赵犨的传记见《新唐书》，卷189第5473—5475页；《旧五代史》，卷14第5—8页；《新五代史》，卷42第460—464页。
② 《新唐书》，卷225下第6463—6464页；《资治通鉴》，卷256第8311页。
晚唐时期中国权力的新结构
唐朝的最后20年是一个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代，在此期间中国每一个地区都在走向独立割据的道路。在西北的关中京畿地区，所谓的全帝国的联合（即在880年以后曾使摇摇欲坠的王朝得以站稳脚跟的皇帝、他的私人支持者、最靠近王朝的诸道及外族雇佣军的联合）的完全破裂，导致了907年唐朝的崩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因为在唐代及其以前时代里，关中地区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权力和权威的无可争辩的所在地，它此后再也不能恢复其中心地位了。
在黄河以南的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今河南、山东和安徽北部）曾是唐朝向中国东半部扩展其势力的支柱，许多强大而闹独立割据的节度使在那些年代里为了增加或保卫他们的领土而战斗不休。朱温（以前曾是黄巢的伙伴）是他们中的一个，883年唐朝任命他为汴州（宣武）节度使，他比其他节度使更能持久，更能战胜他人，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扩展他的领土。907年他推翻了唐朝，完全毁坏了长安，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后梁；这个国家从907年延续到923年，在此期间朱温和他的后继者与沙陀的后唐国为了控制中国北部而战斗。
在北中国的中部和东部（今山西和河北），唐朝的长期衰弱容忍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外族对广大领土的占领。来自北方的外来民族有沙陀突厥、回鹘、鲜卑、党项、吐谷浑等等，其中有一些长期居住在长城以内，另有一些则是新近侵入的，它们先后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只留下黄河以北的小部分地区仍由纯粹的汉人统治。由沙陀伟大领袖李克用的儿子在923年建立的后唐王朝，是这些非汉族的强大力量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丢失给异族的大部分疆土最后由宋朝收回，但长城内的极北地区，即所谓十六州，则注定将继续处于外族统治下达四个世纪之久。
最后。在远离北中国诸权力中心的地区，如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四川，以及中国本部的东北和西北角，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若干独立的不同文化的国家，它们统名为十国。
下面将依次讨论这些地区的重大发展。图22和表11提供了黄巢叛乱以后中国权力分布的一般概念。不过应该记住，这时地区政府的正常模式几乎完全破坏了。这份地图上显示的50个左右的地方统治者将他们力量的绝大部分放在各自辖地的首府中，这是在一个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的一种正常的事态发展，同时也难以确定他们的权力究竟伸展多远。不过，他们所控制的大的区域性的城市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权力中心，在它们周围的地区即使不是由各自的地方长官绝对控制，也仍然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因此，在图22上，有理由仍旧把“道”作为一种行政区划保留下来。
表11 黄巢叛乱后的权力分配（885年）
帝国的联合及其破裂
经过近四年的四川流亡生活以后，僖宗在885年阴历三月回到京师。经历了战争和洗劫的岁月的长安已经完全荒废了：“荆棘满城，狐兔纵横。”①皇帝发布大赦令，宣布改元“光启”（意为“辉煌的开端”）。皇帝盛陈军容进入他的被蹂躏的京师，他的军队是田令孜在四川组建的五万余人的神策军。这支军队是帝国赖以复兴的唯一希望。但是士兵们实质上是被雇佣的，他们的服役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支付能力。这使朝廷处于一种几乎力不能及的困境，因为它的储备早已耗尽。当僖宗在四川时，几乎所有地区都逐渐停止了送往京师或流亡朝廷的纲运。皇帝现在仅仅能从最邻近京师和全在穷困的关中地区的极少数的道得到资助。没有理由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