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相混淆，本书用“Hnn”表示韩国。
① 《史记》卷六，第273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11页）；《汉书》卷一上，第2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 1938—1955＇第1卷， 第54页）。
② 《史记》卷六，第292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10页）；卷八七，第2562页；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52页。
③ 关于关中的优势，见第1章《地理》。
④ 《史记》卷七，第297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50页）；卷四八，第1950页；《汉书》卷一上，第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37页）。
① 《史记》卷八，第349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333页）。有趣的是，这个国号具有足够的权威性，竟能在一份几乎是同时代的天文观察记录中用作一种纪年的方法。国号出现在其时期约定在公元前168年的马王堆三号墓发现的文书上。见晓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载《文物》，1974。9，43，第43页；刘乃和：《帛书“张楚”国号与法家政治》，载《文物》，1975。5，第35—37页。
② 《史记》卷十六，第765页；《汉书》卷一上，第1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42页）。
③ 《史记》卷八，第391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399页）；《史记》卷四八，第1961页；《汉书》卷一下，第7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40页）。
④ 《史记》卷七，第297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50页）。
① 《汉书》卷一上，第1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39—40页）。
② 《汉书》卷一上，第1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45页）。
③ 《史记》卷六，第273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10页）。
① 《汉书》卷一上，第17页以后（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49页以下）。
② 《汉书》卷一上，第2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54页）。
③ 《汉书》卷一上，第1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47页）。
④ 关于王和皇帝称号的讨论，见第1章《从王到皇帝》。
⑤ 《汉书》卷一上，第22页以后（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55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一上，第2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64页以下）。
② 《汉书》卷一上，第2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65页以下）。《汉书》卷十三，第366页以下列表逐月叙述了这些国家的历史。
① 《汉书》卷一上，第2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65页）。
② 《汉书》卷一上，第2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60页）。
③ 《汉书》卷一上，第3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72页）。
① 《汉书》卷一上，第3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79页）。
② 《汉书》卷一上，第4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84页）。
③ 《汉书》卷一上，第4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92页）。
④ 《汉书》卷一上，第4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89页）。
① 《史记》卷七，第333页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316页以下）；（汉书》卷三一，第1817页以下。
② 《汉书》卷一下，第5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99页以下）。
③ 见B。J。曼斯维尔特·贝克：《中国的真正皇帝》，载《莱顿汉学研究》（莱顿，1981），第22—23页；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载迪特尔·埃克梅尔、赫伯特·弗兰克编：《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卡尔·宾格尔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81），第89—111页。又见本卷第13章。
① 《汉书》卷二五上，第1210页。关于这个行动的意义，见第1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和《前221年水德的采用》和第13章《班彪关于天命的论文》；及鲁惟一：《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第63—68页。
② 关于爵的等级及用它们作为施政手段的情况见第1章《奖励》、本章《侯与爵》；本书第7章《奖惩与法律》；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载《通报》，48：1—3（1960），第97—174页。
① 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0页。关于官员编制的详细情况，见本书第7、8章；王毓铨：《西汉中央政府概述》，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12（1949），第134—187页。
① 《汉书》卷十九上，第743页。
② 例如，见《汉书》卷十九上，第726页关于奉常的职责范围。
① 《汉书》卷一下，第54、5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03、108页）；卷四十，第2032页。
② 关于长安，见本章 《惠帝统治时期和长安的加固》；斯蒂芬·J。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报》， 64：1—3（1978），第1—46页；关于洛阳，见第3章《京都》；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1—142页。
③ 见前注34。
① 《汉书》卷十八，第678页；卷四十，第2047页；卷九七上，第3939页。
② 此数包括内史治理的地区，公元前202年改组帝国后采取的措施把14个郡增至16个郡。
① 见前面139页注②
② 见本章《地方的变化和刺史》。
① 《汉书》卷一下，第6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15页以下）；卷九四上，第3753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五，第3847页以下。
汉帝国的巩固（公元前195—前141年）
前汉最初大约70年的特点是帝国力量的巩固、行政的试验和制度的修改。在这几十年中，政治家们集中力量加强国内中央政府的权力，再无精力进行扩张或与潜在的敌人作战。国家的政策原则上是时新派的，其目标是使新的帝国幸福安乐，有求于更古老的形式的迹象甚少；但是这种政策的执行还不能象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那样有力，那时物质资源能更好地加以利用，人民也更易被动员起来。在刘氏皇室的生存经受了一次短期威胁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和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之治，两帝的性格和成就长期以来引起了中国作者的景仰。他们由于井然有序地治国和治民而受到赞誉。文帝为了国家利益而躬行俭朴，所以特别被人称颂；这类赞赏可能是作为批评后世某些皇帝躭于奢侈的手段而被渲染出来的。
这些年巩固的主要成果可以从诸王国面积和力量的缩减以及同时期帝国沿黄淮流域的直接控制的扩大中看出。此外，有效的税收使帝国在公元前141年掌握的物质资源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得多。分裂的威胁来自高帝的遗孀吕后及其家族，这些人成功地控制宫廷和政府约有15年之久（公元前195—前180年）。
消灭刘氏家族的企图是短命的，未取得成功，但由于广泛的牵连及对后世历史的影响，它相应地具有较大的重要性。当吕氏家族进行夺权时，刘氏皇室的稳定性一点没有保证；王朝建立仅仅10年。这个时期出现了逐步消灭一批潜在争权对手的情况，但其他家族不能做到的事情，吕氏家族比大部分家族更能做到。这件事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后妃及其家族几乎把王朝搞垮的许多事例中的第一件。这类情况通常发生在正式登基的皇帝的力量或成熟程表3 刘邦的后裔
①刘邦的其他两个亲属被封为王：
1．刘贾（刘邦堂弟），前201196年荆王＋。
2．刘泽（隔房堂兄弟），前181年琅邪王，前179年燕王（该支至前127年中断）。
②死时无子。
③继惠帝位的是两个幼儿皇帝，都非皇帝嫡系：1．刘恭为一富女所生，前187184年为少帝恭；2．刘弘，衡山王，前184180年为少帝弘。
度不足以消除周围影响的时候。同时，不论皇帝是幼儿、未成年的少年或是弱者，他的存在对太后或有野心的政治家控制朝政和推行他们的计划来说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如同以后类似的情况，吕氏家族发动的夺权活动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王朝世系或典章方面的问题，因为安排好的皇位继承已经被人篡改或打乱。中国历史学家的态度是预料得到的，这个事件通常被描述为一件非法的篡位行动，而那些最后清除吕后的人受到尊敬并被给予特殊的待遇。在王朝史中的关键时刻，政治家们能够援引吕后的经历作为告诫，容许一个太后或公主突出她的位置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①惠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95—前188年）和长安的加固刘邦在他一生的一个较早阶段，娶山东吕家之女为妻。她为他生下一子一女，在他立为汉王以后的次年（公元前205年），其子刘盈被指定为太子。②刘邦称帝后，对原定的继位问题未作变动，虽然曾出现这类言论。因为高帝已经纳了几个妃子，她们生下的七个儿子比皇后之子更为健壮。但是尽管皇帝自己有意指定另一个妃子之子为太子，但吕后之子仍保持了太子的称号，并在公元前195年阴历五月高帝去世后正式登基。高帝当时年在五十至六十岁之间，据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公元前195年与淮南王作战时受了箭伤。③新帝惠帝在其父死时仅15岁，过了四年他才正式举行据以被承认为成年的仪式（公元前191年）。不论他的性格多么坚强，他很难指望能够阻止他的长辈们对朝政和皇宫的控制。据正史记载（它们在这方面的偏见只能令人怀疑），他的母亲特别放肆、暴虐和残酷。据说她把高帝有意让其继位之子刘如意毒死，并将如意之母杀害，然后令人震惊地把她断裂肢体，这把皇帝吓得神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