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锌闯觯汗�77年起大赦和赏赐的活动增加了；公元前51年给予匈奴诸领袖尊宠的待遇；公元前46年中国人取消了对海南的管辖；公元前44年试图撤消国家的专卖事业；公元前31年采用新的国家崇拜。态度的变化在王莽倡导的和后汉实行的意识形态中有了结果，东汉的国都牢固地建立在洛阳，而不是长安。
汉帝国的帝国制度和知识结构也由于论战、暴力或叛乱的结果而发展和变化。汉朝的创业者曾与他们的敌人进行了斗争，后者认为中国的未来是诸侯国争雄的局面而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在公元前209至前202年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战争中，这个问题解决了。创业的工作一旦完成，创业者们就面临组建一个帝国的问题。他们或是把大片土地委托给他们的支持者并给予一定的独立性，或是把全部领土、官署和权力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和有效的控制之下。经过了七年的混乱时期之后，采用后一条路线就有了可能；但是直到公元前154年和前122年的叛乱被粉碎后，消灭闹独立性的潜在根源的过程才基本上得以完成。
其他的变化甚至要经过更长的时期才会有结果。世俗权力受之于天的思想虽是古已有之，但在全国统一前的动乱世纪中几乎没有人加以利用。在公元前100年前的几十年中，有人在支持帝国政府时又发表了这种意见，但是快到前汉末年，它才得到官方的承认。与此相似的是，一种政体按照生、灭和再生的五行相生论而变得繁荣的理论至少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得到了系统的阐述，但是快到前汉末年它才在官方的基础上作为它的正统的形式提了出来。
约从公元前135年起，培训官员的新的基础被奠定了。在知识背景和世界观方面培养官员都必须以儒家的经典教义为标准。①公元前51年召集的一次集会，学者们就儒家经籍的选择、它们与国务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正确的解释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当时实际采用的措施发生了变化，约在50年以后又随之出现了更为激烈的变化。
态度或政策的变化往往与后妃的命运以及她们家属的运气有关，这可以在许多重大事件中看出。为了提高自己亲属的利益，吕后（在位期前188—前180年）悍然不顾自己曾对已故的丈夫（高帝，在位期前206—前195年）和他的支持者们作出的非刘氏血亲不得王天下的承诺。后来，武帝朝（在位期前141—前87年）的卫后家族积极地参与了时新派的扩张主义政策的活动，霍家的政治家们不失时机地继承了这些政策，这些人也与汉帝是姻亲。但是在公元前91年，这些家族的声望和他们左右政局的地位因与另一家族争权的公开冲突而受到了抑制；公元前66年霍家的衰败标志着改造派政治家在倡导他们的政策和挫败他们政敌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到前汉末年，汉朝廷被外戚的对抗弄得四分五裂，这些对抗必然对王莽（新朝皇帝，在位期公元9—23年）事业的进程和他的改造派政策的采用起着作用。
鉴于少数政治家、将领和皇帝的宠幸在汉代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值得单独一提。之所以选择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在死后的长时期中仍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对后世历代王朝仍起着作用；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常被后世历史学家提及，作为古人或是好的或是坏的行为的典型。
汉朝最早的丞相萧何（死于前193年），因在创建汉朝时做了许多工作而通常被人称颂；陈平（死于前178年）和周勃（公元前178—前177年任丞相）被认为是在吕后非法僭位以后能使刘氏皇室中兴的政治家。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他常被人列为儒家，可是仍被视为帝国制度的坚定的捍卫者，他的观点逐渐被下一代时新派政治家所接受。他通常被人引为一个生前不得志而郁郁而死和不能担任高官一显身手的贤明官员的典型例子。有务实精神的晁错在景帝朝（在位期前157—前141年）任职，他与贾谊一样，①就如何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加强帝国抗击外来威胁的能力提出积极的建议；由于私人的忌妒和阴谋，他死于刽子手之手（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公元前150—前147年任丞相），他作为一名因皇上喜怒无常而受害的国家忠臣而被人怀念。
在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时代，张骞（盛年期约前125年）②勘探了通向中国境外西北和西南的路线，开辟了进一步扩张和移民的道路。在几个率领帝国军队与匈奴和其他民族交战的最著名的将领中，有的远征胜利，有的则丢了脸。他们之中有皇帝自己的姻亲，如卫青（死于公元前104年）和霍去病（死于前公元116年），③他们分别是卫后的弟兄和外甥；李广利，李夫人的弟兄，公元前90年向匈奴投降。④其他值得一提的带兵军官包括：李广，他于公元前129年自杀而不愿因战败而受处分；赵破奴，他于公元前103年被敌人所俘；李陵，他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深入中亚取得赫赫战功以后，于公元前99年向匈奴投降。⑤公孙弘①因出身于卑贱的养猪人而升任国家最高的丞相之职（公元前124—前118年）而被载入史册。同时代的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从未担任高官，但比任何担任显赫公职的人更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思想。②他的哲学把帝国统治术与宇宙的整体性联系起来，而且它注定要成为中华帝国制度中的思想砥柱。在此期间，像霍光（死于公元前68年）和桑弘羊（公元前80年被处死）等时新派政治家则掌握了当时的政务活动。霍光与武帝的卫后是亲戚；桑弘羊则出身于洛阳的商贾之家，在大力使中国经济制度化和正规化的过程中，他是领导这项活动的幕后天才人物。③在西北，郑吉④是被任命为都护的10名军官中的第一人，此举是希望协调中国与横亘于丝绸之路的几个国家的关系；他从公元前59至前49年担任此职。在宣帝、元帝和成帝三朝（总的在位期，公元前74—前7年）脱颖而出并有意识地摆脱武帝的时新派顾问的政策的改造派政治家，包括魏相（公元前67—前58年为丞相）、萧望之（公元前59—前56年任御史大夫）、贡禹（公元前44年任御史大夫）和匡衡（公元前36—前30年为丞相）。⑤他们与刘向⑥是同时代人；刘向（公元前79—前8年）是皇室成员，他的渊博的学识给了改造派事业以有力的支持。临近前汉末年，起带头作用的改造派政治家包括：孔光（公元前7—前5年任丞相），孔子的后裔；师丹（公元前8年任大司马），他以主张限田而知名于世；何武（公元前8年任御史大夫）。朱博（公元前5年任丞相）和董贤一度反对这些人，但未见成效，朱与其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员猛将；董贤则是哀帝的宠臣，于公元前1年自杀。①王莽是他家族中任大司马的第五人（公元前8—前7年）；正像在此以前的改造派能得到刘向知识方面的支持那样，王莽也要求刘向之子刘歆（死于公元23年）的帮助。②
① 关于这些思想家，见第1章的《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
① 周代诸王（传统说法，前1122—前256年）宣称他们受命于天进行统治。他们相信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称王，于是对已知的所有开化的华夏各地进行道德领导。约从〔公元前〕8世纪起，他们的实际权力明显地下降了。
② 关于这些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伦敦和普林斯顿， 1952），第1卷；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普林斯顿和伦敦，1963），第3、9、12章。
① 关于儒家的教义，见本章《行政的任务》及第14章《董仲舒的杂糅诸说》。
① 关于贾谊和晁错，见下文。
②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第6章的《西域》。关于更详细的情况，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之导言（莱顿，1979），第40页以下及207页以下。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1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4页注35。
④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领土扩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8页以下。
①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0、199、207页。
②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本卷第12、13、14章。
③ 见下文；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66页以下、72页和115页以下。
④ 见本书第6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7页以下和第63页以下。
⑤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31页以下、147页以下、158页以下、179页以下及223页。
⑥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40页以下；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公元前202—公元220年）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221页。
①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52以下、267页以下、274页以下。
② 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211页。
王朝的建立（公元前210—前195年）
内战和刘邦的胜利
随着一个多世纪日积月累的成就，中国的统一在公元前221年已经完成。虽然关于一个统一帝国的思想未必是新的，但它的实践成了背离传统的新内容，它的成效也有待于证实。帝位的继承不久前刚刚被人操纵过：有迹象表明，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始终未能尽如人意；政府的制度尚未经过长期的考验以证明它的有效性。统一的过程经过打败了几个有牢固根基的王国才告完成，而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和传统。有的国家，象齐国和楚国，曾经作为有生命力的地区国家而存在；可以猜测得到，尽管全国统一，但在旧王族的遗老遗少、他们的官员和随从、也许还有他们的臣民中，很可能仍然存在对旧王室的忠诚和对地区割据的怀旧心理。
不可能确定民众对领袖或野心家的号召作出响应的热烈程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