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旧唐书》，卷48第2086页；卷10第3225页；《新唐书》，卷134第4563页。
① 《唐会要》，卷59第1022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6页。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101—3102页；《新唐书》，卷131第4503—4504页。
① 裴敦复和皇甫惟明都无传记。关于他们的简单介绍，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3—164页，注22和23。
① 《资治通鉴》，卷215第6864、6868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5—3228页；《新唐书》，卷134第4562—4564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59—3060页；《新唐书》，卷223上第6349—6350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3—687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4—6875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8—3232页；《新唐书》，卷134第4564—4567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9页。
④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9—6882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197—3201页；《新唐书》，卷133第4551—455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6第6877—6883页；《旧唐书》，卷103第3199—320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6第6888—6889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200上第5367—5372页；《新唐书》，卷225上第6411—6421页。关于他的出身和事业，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23页和第82页以后；戴何都：《安禄山史》（巴黎，1962年）提供了《安禄山事迹》的详尽加注的完整译文；《安禄山事迹》为姚汝能所作的一部叙述安禄山事迹的9世纪初期的著作。
① 关于杨贵妃及其家庭，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2页以下。霍华德·列维：《杨贵妃事迹》，载《通报》，45（1957年），第451—489页；此文有《旧唐书》（卷51第2178—2181页）和《新唐书》（卷76第3493—3496页）中她传记的译文；又见列维：《杨贵妃的家族背景》，载《汉学杂志》 5。2（1957年），第101—118页；《一个杰出皇帝的后宫宠妃》（台中，1958年）；《长恨歌：杨贵妃之死》（东京研究社，1962年）；《杨贵妃之中选》，载《东方》，15（1962年），第411—412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41—3267页；《新唐书》，卷206第5846—5852页；关于他的出身，见《资治通鉴》，卷215第6867—6868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4—165页，注47、48。
① 《资治通鉴》，卷216第6896页；《旧唐书》，卷106第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5第6910—6912页；《旧唐书》，卷105第3230—323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6第6907—6908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6第9608—9906页；《旧唐书》，卷200上第5369页；《安禄山事迹》（1910年本），上，第11页；戴何都：《安禄山史》，第111—115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6—98页。
① 关于南诏的崛起，见迈克尔·布莱克默：《云南南诏的崛起》，载《东南亚史杂志》，1。2（1660年），第47—61页；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研究》（东京，1969年）。
② 《旧唐书》，卷197第5280—5281页；《唐会要》，卷99第1763—1764页；《资治通鉴》，卷216第6901—6902、6906—6907页。
① 《唐会要》，卷78第1437页；《资治通鉴》，卷216第6909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0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01、167页注87。
①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2—6914页；《旧唐书》，卷106第3239—3241、3243—324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7—6918页；《旧唐书》，卷106第3241页。
杨国忠的掌权（752—756年）
从752年年末至玄宗逊位，杨国忠就这样一直是朝廷中左右一切的人物。除了宰相之职和中书令的实职外，他又兼任吏部尚书（李林甫自739年起就兼任此职），从而使他取得任命文官的控制权。他还继续掌管许多在李林甫时期逐步设置的财政专署，这样又使他完全控制了帝国的财权，因为户部此时既无尚书又无侍郎。陈希烈依然是左相，他在李林甫的末年多少表现出有些独立性，他还不是应予认真对待的政敌。此外，在李林甫垮台之前，他被撤除按惯例由左相担任的兵部尚书的兼职。
但是，朝廷的势力显然被边镇节度使的巨大权力所压倒；在安禄山叛乱之前的最后几年，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前者由于控制了北方和东北的边镇，对帝国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后者则牢牢地支配着京师和朝廷。杨国忠此时孤注一掷，试图为自己建立地方基地和军事后盾，以与安禄山的力量相抗衡。
杨国忠想巩固他的剑南节度使地位的企图并不特别成功；四川远离朝廷，交通不便，它的军事编制又比较小，远不如东北诸镇完整，而杨国忠的党羽鲜于仲通向南诏进行领土扩张的企图也落了个灾难性的结局。753年设立了由何复光节制的一个强大和拥有全权的岭南藩镇，使之从南面威胁南诏，但此举收效甚微。754年夏对南诏重新发动入侵，其结果是又丧失了约全部人马的四分之三。①杨国忠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盟友。他选中了唯一与安禄山明显为敌的突厥将领哥舒翰，①此人是西北陇右和河西两地的节度使，并已在753年阴历八月被封为王。他与安禄山的堂兄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长期不和；虽然在快到李林甫临终时玄宗试图让宦官高力士去弥合双方的分歧，但这反而使局面更加恶化；安禄山和哥舒翰曾在朝廷公开激烈争吵。
哥舒翰拥有庞大的军队，总数达14。3万人，他们久经沙场，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在吐蕃边境的十多年中常常取胜。754年，他的军队大加扩充。陇右建立了八支新军，河西在755年初也建了一支新军。②753至754年的冬季，安禄山急于加强他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来朝廷祝贺新年。杨国忠告诉玄宗，安禄山肯定要谋反，并建议召见他以考验他是否忠诚。当召见令发出时，出乎杨国忠意外的是，安禄山应召而至，向玄宗表明他的永远不变的忠诚。玄宗对他大加赏赐，并比以往更加信任，虽然皇太子也与杨国忠一起警告说，安禄山可能谋反。使事态更加糟糕的是，玄宗甚至提出应任命安禄山为特任宰相，只是在杨国忠提出了关于安禄山只字不识不宜肩负此重任的紧急请求后，这一任命才未实现。结果，安禄山只当了尚书省仆射，这一职务当时是通常授给前宰相的闲职。③但安禄山仍获得一个削弱杨国忠和哥舒翰力量的职务。他被任命为闲厩使和陇右（哥舒翰控制的藩镇）群牧使。虽然安禄山三镇兵力多于哥舒翰的军队，但河西和陇右的军队却能更充分地得到骑兵的配备；此外全国骑兵所依赖的巨大的国家牧地都集中在陇右和长安西北今陕甘两省的地区。安禄山通过这一新任命的官职能为自己军队挑选几千匹一流战马，以弥补自己军队的不足。①在安禄山在京逗留期间，杨国忠的敌意已是昭然若揭，以致安禄山在754年阴历三月回范阳镇时，他昼夜乘船兼程行进，途经任何城市都不下船，因为担心杨国忠会派人追赶和拘捕他。②宰相和帝国最有力量的将领之间的对抗形势此时显然已无法扭转。但玄宗仍相信安禄山的个人忠诚，朝中无人再敢提出他谋反的可能性了。
安禄山来朝廷的结果是使杨国忠能为自己清除高级官员中的一个敌对集团，其中的成员与玄宗关系密切而且对他有相当影响。刑部尚书张筠和太常寺卿张垍两兄弟为张说之子。③张筠在京畿和地方任职时政绩卓著。他长于写作，早就有担任宰相的野心，但一直被李林甫压制。李林甫死后，他成了陈希烈的支持者，希望能够接替陈的位置。张垍在8世纪20年代也在朝中历任显宦；玄宗对他特别宠爱，把宁亲公主下嫁给他，并准许他住在宫内的一个府第内。玄宗把他用作起草诏书的私人秘书和精通重大礼仪的人。当陈希烈请求批准辞职时，他也希望取代陈而担任宰相，看来玄宗也确有此意。另一个弟兄为门下省给事中张埱。但张氏弟兄的权力与其说依靠他们的高级职务，不如说是来自张筠和张垍所任的翰林院供奉之职。
前面已经谈过，玄宗在8世纪20年代有意识地发展集贤院，来为自己提供一批年轻有为之士，使他们能协助他从事各种文学写作和准备、起草国家的主要文件。集贤院最初由张说掌管，后来被陈希烈接管，但仍保持它的重要地位。但在玄宗后期，它受到另一个由年轻有为之士组成的翰林院的挑战。翰林院与集贤院不同，是直属皇帝本人的一个宫廷机构。它最初由一大批作家、诗人、风水专家、占卜者、佛道僧侣、艺术家、画家、书法家甚至棋师组成，这些人是使皇帝生活更加充实愉快的翰林待诏。738年，翰林院新设一学士院。学士院的重要性很快超过原来的翰林院，它是为皇帝处理国务和起草文件的个人的机要处；在这一职能方面，不久就代替了集贤院。①张垍是学士院首批成员之一，院址就设在宫中他的府第内。到754年，张筠也成为供奉。因此他们很有影响，很接近玄宗。
张垍实际上曾起草任命安禄山为宰相的诏书，但由于杨国忠的反对，诏书从未被付诸实施。754年阴历三月安禄山离京时，玄宗的大太监高力士为他送行；高向玄宗禀告，安禄山离京时非常不满，因为他知道玄宗原来打算任命他为宰相，但最后没有做到。杨国忠猜测此事只能是张垍或他的某个弟兄向安禄山透露的。玄宗大怒，因为翰林院学士必须严守机密，张垍及其弟兄都被贬往地方担任次要职务。②这一年晚些时候，杨国忠在政治上又赢得了一个胜利。陈希烈再三要求辞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