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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付印前不久，这里阐述的假设得到了乌尔里希·内因格尔的文章《坑儒：论儒生殉难之说的起源》的支持，此文载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克尔齐斯罗夫·高利科夫斯基、卡尔奥尔布雷克·西恰布编的《东亚文明：了解传统的新尝试》，第2号：《民族和神话》（慕尼黑，1983年），第121—136页。
前221年水德的采用
这段以阴阳五行学家的思想为依据的情节其历史真实性已经受到栗原朋信的《秦汉史研究》（第45—91页）和镰田重雄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第42—93页）的怀疑。以下是他们提出的许多论点中的几个：在前221年以后，《史记》再也没有提到秦与水有联系之事，直到前166年，五行和王朝的继承的问题才又引起了汉朝廷热烈的争论；从前221年直到秦末，文中的黄河一律被简称为河，从未称作德水；秦时使用六（此数与水互有关系）及其倍数（前221年把帝国分成36郡，同年迁12万户豪门至咸阳周围，秦始皇押韵的碑文的诗体以12字为节，等等），在秦帝国的前后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秦帝国与水并无特殊的联系。（例如，在前221年据说秦始皇颁布六尺为一步之前，每步已经是六尺。）最后一个最说明问题的论点是，前面注90所指的那段引文末尾两句编者的批评（“刚毅戾深，事皆取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是将这段文字加进《史记》之中的真正理由，而在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要史料秦的编年史中，这类批评是决不容许存在的。
这些论点是吸引人的，但它们也面临一大困难：秦始皇在前221年采用水德之事，不但在《史记》卷六第237页进行过详细叙述，而且以不同形式，又在其他三卷中出现过（《史记》卷十五，第757页；卷二六，第1259页；卷二八，第1366页＇沙畹译注，第3卷，第328页和430页＇）。把这些有关的段落加进正文之中，并且要巧妙地做到在这些段落之间和在其前后几卷文字中不留下露马脚的漏洞，这得有一个特别机敏和熟悉整个《史记》的窜改者。因此，这里讨论的论题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证实，而只能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可能的假设。①前215年呈献的预言文字
根据以下几个考虑，上呈秦始皇的写有“亡秦者胡也”这句不可思议的文句的情节的历史真实性是可疑的：预言的应验性；这种可怕的预言竟能真正地献给象秦始皇那样的意志坚强的专制君主的荒谬性；卢生献文的奇怪的方式（显然是在东部海滨进献，但在《史记》中，只写在皇帝自海滨返京之后，而不是更自然地写在他仍留在沿海的上下文中）。
前211年的坠星
除了这段情节本身的荒谬性以外，从所谓刻在坠星上的文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的措词，就可以证明此事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史记》中违反秦始皇生前只有他本人使用而其他人写的文告和著作从未使用始皇帝之称号这一原则的第二段文字。另一件使坑儒成为问题的重要的反证，见上面讨论的第二件事。
前219年惩罚山神之事
关于这个事件的虚构性的具体证据虽然还难以确立，但其主要情节，即秦始皇命3000囚犯将山上林木砍伐一空并把山涂以红色，不但在历史上似乎不可能发生，而且这个行动尤其难以用人力来完成。
① 关于选择五行之一的政治意义和对王朝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水、土、火》。
附录3：《史记》及其他史料的统计数字
历史记载的统计数字的可靠性问题是人们在所有历史著作中常常碰到的问题，本章所用的《史记》材料和其他的史料上的这种问题肯定不会很少。在前面的叙述中，数字可靠性的问题约出现了七次，但在本附录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前，只能简略地间接提到。除了下面七件事外，还有一个数字模糊不清的事例。本附录没有列出这个事例，因为在注32已经提出这很可能是文字错误所造成，已没有内容可以补充。
周末的人口数字
除了据认为是前323年的一段话并记于《战国策》（八＇齐七＇，第337页；克伦普译文，第126，第157页）的材料以外，实际上缺乏城市或地区的数字。这段话提到华东齐国首都临淄有人口七万户，按一般的算法，这意味着足足超过了35万人。如与现代学者①认为公元1世纪东汉的首都洛阳有人口约50万人的估计相比，这么高的数字是根本不可能的；洛阳当时是全帝国的、而不是一个诸侯国的首都。《战国策》的陈述对历史研究来说非常模糊，这可以从谈话人继续描述临淄街头拥挤情景的比喻中得到证明。他说行人之多，可以“挥汗成雨”。①公元前3世纪军队的规模
《史记》报道的军队的巨大规模引起了可信性的严重问题。例如，该书声称秦在前224至前223年使用60万大军灭楚并把它吞并：见《史记》，卷七三，第2339—2340页（率军征讨的秦将王翦传）。此数系指秦成为帝国以前的军队，如与前133至前90年汉武帝征讨亚洲腹地匈奴时所记载的整个汉帝国的军队和骑兵13万至30万人的数字相比，它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即使汉代的数字也很可能是夸大的。见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92、95—96页。
秦军造成的伤亡
《史记》记载，从前364至前234年这130年，秦参加了15次大战斗或大战役，书中列出了秦给其敌人造成的伤亡数字。除一次外，伤亡数都达两万人以上，有四次竟达惊人的10万人以上。最不寻常的一次是前260年对赵的长平之役，在五六个月的初期战斗中，赵国一方据说损失了五万人；后来当所剩的40万名士兵在常平向秦将自起投降时，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只让240名最年轻的士兵回赵。②因此，据推算秦在这整整130年中给其敌人造成的伤亡总数竟达1489000人。
这些数字需作评论。首先，应该指出，它们只表示秦给其他国家造成的伤亡；秦自己的损失从没有记录，虽然数字必定是相当大的。第二，这些数字不完整，因为数字中只有两起包括了受伤和被俘的数字。在所有的事例中（除了前260年用“坑”字外），所用的标准字眼为“斩”（此字的用法可追溯到商鞅时代），严格地说是指战斗中杀人。第三，除了《史记》中具体列出伤亡数的15次战斗或战役外，还有它根本没有列出数字的其他战争。这一切考虑意味着，秦及其敌人同样要遭受的伤亡数，包括受伤、被俘以及被杀，必定相应地远远高出所记载的数字。
最后，如与伤亡数比较准确并具有世界重要性的近代战争和战役的数字相比，上述的数字就显得不可信了。以1812年拿破仑出征俄国之役为例，他在6月率军453000人侵俄，在11月返法时不到10万人。乍一看，这与五个或六个月的长平之役相比很恰当，后者赵国士兵总的伤亡据说几乎达45万人。但是这种相似性应该说是表面的，不符实际情况。因为这45万人中，在最初几个月的战斗中损失了五万人（数字合理），而在长平时，突然消灭的人数竟为40万人（数字不合理）。
总之，秦造成的伤亡数，象前面提出对军队规模的怀疑那样，在字面上是难以接受的。例如，以掌握的技术手段来说，真要把一支40万人的军队斩尽杀绝，实际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考虑到这支军队在向也许是更强大的军队投降以前已经被围困和饥饿所削弱这一已知事实，情况依然如此。秦的敌人或秦自己在面临这样灭绝性的损失时，似乎也不可能再三地继续征召庞大的军队，而不出现经济的、或可能的政治崩溃。①对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可能在于“万”字的意义上，这个整数经常见于军事记载中（在非军事的记载中也能见到；见下面的最后两个问题），它也许只是象征性的，所以只应该被理解为“大部队”。①前221年12万户向咸阳的迁移
这个数字乘以5（中国在统计上通常把户折成口的公认的基数）为60万人。但即使是如此巨大的数字，也远远不够文中所暗示的总数，因为迁移的贵族之家会随带许多仆从、姬妾和奴隶等人，因此就大大地多于一般农民的五口之家，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在使用这种计算方法时，想到的就是这种普通农户。所以12万这样高的数字似乎是很武断的。它可能因是6的倍数而被用，在前221年，秦政府据说就决定突出6这个数字，作为它敬奉水及其有关事物的一个部分。但是，《史记》中描述这种崇拜的几段文字的历史真实性已被人怀疑（见附录2），对这一解释不利。可是，在附录2中已经提出，对有关段落可靠性的质疑远不是定论，所以12万作为6的倍数的解释依然是可能的。
秦帝国驿道的宽度
据《汉书》卷五一第2328页的一段文字，秦在前220年以后几年建造的“驰道”，其宽为50步，将近70米，因此宽得难以置信。可能“50步”系“50尺”之误，这样其宽度将近11。5米。即使如此，它也比大部分罗马的道路宽，罗马的道路很少超过8。5米。可以设想，《汉书》所举的是指位于国都附近的秦的道路宽度，路的一条通道或中央通道显然为皇帝和统治皇室中有权势的成员的扈从专用，而信使、官员和其他旅行者只准使用路侧的边道。但是，御用道和非御用道之别很可能在离京师一定距离之外渐趋消失。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7页。
秦长城的长度
在前面讨论这个题目时作出的一个可信的、不过还不是绝对肯定的结论是，蒙恬将军所造的长城，多半比人们在阅读《史记》所述的长城逶迤“万余里”这段记载后最初所想象的长度略短。这里不必再重复支持这个结论的论点，但要说一下，这些论点都集中在“万”字上，在这段有关的文字中，此字的意思很可能是比喻性的而不是字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