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为憾事。太宗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是可疑的；如果说过的话一定是临终时的皈依，因为此话和太宗毕生对佛教组织与佛教教义的敌视态度是格格不入的。①对外关系
汉代曾短期地控制东起朝鲜北部，西至塔里木盆地西边，南到越南北部的一大片领土；自此以后继续兴起的王朝都梦想恢复这个泱泱大帝国。隋代在几个世纪的大分裂以后已开始恢复汉帝国的疆域，只是由于内乱才中断了这一尝试。太宗平定中国后，第二步就想以臣服周围国家的方法来推行隋代对外进取的未竟之业。
当太宗初期，唐朝的经济力量还很弱，所以他听从顾问们的劝告不轻用武力。因此他对很多邻国采取怀柔政策，有时以下嫁公主（实际上不是皇帝自己的女儿）的手段进行和亲，①有时以外交手段破坏这些国家的内部团结。但所有这些情况很快就变了。630年，从前的北亚霸主东突厥汗国的灭亡在北部边境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并且除掉了中国外部的最大威胁。这个新形势，加上国内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给太宗提供了一个执行大规模对外扩张政策的机会。
东西突厥
太宗最大的军事成就在于平服东突厥，完全消灭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因而从此改变了北亚的整个均势达半个世纪之久。太宗成功地把唐和突厥的关系彻底翻了过来。高祖当时曾向突厥称臣，现在却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了天可汗，即成了所有突厥人的君主。
但太宗成为天子后初次和东突厥的冲突并不太顺手。626年阴历八月末。太宗取得皇位后才几个星期，隋末残存的最后一个叛乱者梁师都劝说突厥入侵中国，显然是想利用玄武门之变后太宗支持者和他两个被杀兄弟的支持者之间出现的不和。东突厥的首领颉利可汗（在位时期620—630年）和他侄子突利可汗于是联合他们的兵力，率领一支据说有十万人的军队取道泾州（在长安西北约75英里）侵入现在的陕西省，抵达京师西十多英里的渭河边。泾州的守将是罗艺，他和被杀的太子建成关系很好，突厥所以能这样快地进逼京师，表明他可能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①据传统说法，这时太宗用了一条计谋，把颉利可汗和他的主力军隔开，并以他的一小支人马把可汗包围，然后劝诱可汗讲和。按照传统习惯，在渭水便桥上杀白马为盟以后，据说突厥就退兵了。
但有证据表明，太宗不仅没有俘获突厥可汗，而且被迫送给突厥大量财宝以求退军。有一条史料说，太宗听从他的将领李靖的“空府库”的劝告，以求突厥退军；以后太宗无可奈何地提到此事时说它是“渭水之辱”。②但此后不久，东突厥的势力急遽下降。627年，臣属于突厥的薛延陀、拔野古、回纥等起兵反抗突厥的统治。同年的较晚时期，突厥境内遭大雪灾，大部分牲畜死亡，从而引起了可怕的饥荒。628年，突利未能镇压反叛的种族，颉利就把他囚禁并处以鞭笞。两个首领的分裂更进一步消耗了突厥的力量。引起内部不和的另外的原因是：颉利严重地依赖粟特人和其他中亚人作行政官员，随之便产生了突厥朝廷安土重迁的趋势。突厥中的保守分子把这看作是对传统游牧生活的威胁，群起反对。
突利被释放之后就秘密计划谋反；他致函太宗要求许可他来长安。628年阴历四月，突利为颉利所攻，请求唐军援助。太宗决定不干预，认为如果他袖手旁观，突厥就会被内讧搞得四分五裂。可是太宗确想利用这个机会与梁师都算老帐，后者此时占据现在陕北的河套，而突厥人也已不能保护他。628年春，唐军包围了梁师都的营帐，梁师都为自己的部下所杀。
太宗又以册立近来反抗东突厥统治的各部所选出的新首领为可汗的办法，进一步削弱了颉利的力量。新可汗毗伽承认唐朝对他的宗主权，也向唐朝进贡。很多以前臣属颉利的部族，都转向了新首领毗伽可汗。
到了629年，颉利竟处于这样的困境，以致这年的后期他公开宣称自己是唐朝的藩属。太宗不理会他这一姿态，此时他相信胜利已经在握，就派遣十多万大军在李世、李靖的率领下出征颉利，颉利的营帐这时设在戈壁（大漠）南部，被唐军攻取，同时杀死许多人畜。颉利起初逃走，但在630年初他被唐军追获，押送到长安，当了政治人质了却余生。
630年春，西北各部族首领到长安朝见，请求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这个称号含有最高宗主权和仲裁他们之间纠纷的权力的意义。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此举结果产生了一个正式的政治体制，①但这个意见很不可靠。不过在长安举行的颂扬天可汗的典礼却非常隆重，同时中国人还充分利用了这个称号，因为他们认为它体现了——不管实际含义为时多么短暂——中国和突厥的命运的完全逆转。
关于如何处理东突厥灭亡后的遗民的政策，朝廷出现了一场经久而热烈的辩论。太宗采取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决定把突厥遗民安置在河套南部的中国境内。其部落应拆散，使之散居在中国的各个州县从事农业；同时他们要接受中国文化的“文明影响”，以便最后失去自己的文化特性，永不成为中国的威胁。
许多朝廷中的名臣，其中包括颜师古、魏徵、李百药等有名儒家学者，都反对把突厥人引进中国，特别是反对把他们安置在京师附近的地区，因为突厥的本性决不能被中国生活方式同化，也不会受中国文化价值的影响。他们建议不如把突厥人安置在他们的草原故土，但在政治上分裂他们，以使他们不可能对唐构成军事威胁。①皇帝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决定把突厥遗民安置在中国境内，大约十万人分布在从河北到今之陕西的中国边境。最后大约有一万人到长安定居，他们的几个部落首领被封为唐朝的将军。
和卓柴达木的8世纪的突厥碑文详细地描述了被征服的突厥人的命运：②突厥贵人的子孙沦为了中国人的奴隶，他们的清白的女儿下降到奴婢身份。贵人放弃了他们的突厥封号，接受唐朝的封号，臣服于中国可汗，为他尽力奉职50年。对于他，他们曾远征到东至日出外西至铁门关。但他们把他们的帝国和政府机构都献给了中国可汗。
太宗得天之助，消灭了东突厥帝国。他在鄂尔多斯和今内蒙古的边境建立了强固统治之后，开始对西突厥使用同样的分裂和征服政策。这时，他又大大得益于近来破坏突厥政治统一的严重的内部分裂。当东突厥在隋代和唐初屡次威胁中国的时候，西突厥正专心经营西方：它和拜占廷帝国联合，压迫波斯。高祖曾想和西突厥结好，用东西两方夹攻的方法威胁东突厥可汗。但东突厥越衰微，西突厥越强盛。到了太宗时期，统叶护可汗统治下的西突厥统辖有东自今甘肃省长城西端的玉门关，西至萨珊王朝的波斯，南至克什米尔，北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
630年，统叶护所属的一个部落叛乱并杀死了他，西突厥帝国因而崩溃。634年，西突厥沿着伊塞克湖和伊犁河分裂成由两个集团控制的西、东两个联盟，它们分别是弩失毕和都陆。
太宗巧妙地利用传统的“以夷制夷”政策，以保持西突厥内部的不和。641年，他册立统治西部联盟的沙钵罗叶护可汗。作为对此事的反应，西部突厥帝国东部联盟的统治者都陆可汗（在位时期638—651年）很快地入侵在他的对手统治下的几个中亚绿洲，不久，又用计刺杀了沙钵罗叶护可汗。旧西突厥汗国再度统一以后，都陆可汗拘留唐使臣，并入侵甘肃的中国边境。
642年，西突厥内部的几个部落不满意都陆可汗的统治，派使者到长安，请求另一个可汗作他们的统治者。太宗抓住这个机会，又册立了另外一个新可汗，乙毗射匮。结果，都陆可汗很快失去了他所属的大部分部落的支持，被迫逃入吐火罗国。乙毗射匮可汗遣贡使到唐朝请婚，以加强他和中国的关系。太宗默许了他的要求，条件是要他割让五个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给中国作聘礼，其中的龟兹（库车）、于阗（和阗）和疏勒（喀什噶尔）大概不是可汗给的。①总之，太宗已经着手要以武力征服这个地区了。
中亚绿洲
随着西、东两突厥帝国的衰微和灭亡，太宗有可能对塔里木盆地的诸绿洲王国建立中国的宗主权，其中有些王国的居民是印欧语民族。这些绿洲的灿烂文化是受伊朗、印度、阿富汗和中国诸文化的影响而培育成的；诸绿洲对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丝绸之路”就通过这里。中亚、波斯、东罗马帝国的商人通过这条路到达中国；因此，对这条路的控制是唐帝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
头一个归顺唐朝的大绿洲是最靠近中国的、温暖而富饶的高昌（喀喇和卓），它位于今新疆省东部的吐鲁番附近。它受到的中国文化影响比其它绿洲国家更多。自498年以来，高昌国由其祖先（可能是中国人或半中国人）麴氏王朝统治，但到7世纪初期它已高度中国化了。当隋代和唐高祖时期，高昌处于西突厥的统治下，但630年随着统叶护可汗之死，它日益处于东突厥处罗可汗次子阿史那社尔的势力之下。630年，高昌王麴文泰和他的王后一同到唐朝，受到盛情接待。
可是麴文泰回国几年后，他开始封闭丝路，这是由于塔里木盆地发生了一个深刻的政治变化。636年，阿史那社尔决心到长安作唐朝的将军。自638年以来，阿史那社尔在高昌的统治地位被西突厥东部联盟的首领都陆可汗所取代。由于都陆的支持，高昌王才敢于藐视唐朝。从西方带着货物往长安的商人不能继续前进，高昌以西各国的贡礼也被截留。①由于这些困难，638年太宗准许高昌西南的另一个绿洲小国焉耆（喀喇沙尔）另开一条横越沙漠到中国边境的南路。麴文泰于是联合西突厥攻击焉耆和另一个绿洲小国伊吾（哈密），后者位于高昌之东，为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近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