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如晦的支持。杜如晦和房玄龄彼此取长补短，同心协力。不幸的是他身罹不治之症而死于630年，正当他的权力的顶峰时期。②和这两个有决断力并讲求实效的政治家形成鲜明对比的大臣是呆板而缺乏幽默感的魏徵（580—643年），此人代表太宗朝政治集团中强调儒家道德标准的一派。魏徵出身于河北南部的一个小官吏的家庭，祖先在北魏和北齐作过小官，隋末，魏徵作了起义领袖李密的幕僚。618年末李密降唐，魏徵也随着到了长安。后来作太子建成的幕僚时，他支持建成反对李世民并为建成出谋划策。建成在玄武门被杀后不久，魏徵和李世民进行了一次对话，他表现出惊人的直率。当李世民问他为什么和建成、元吉发生争吵时，他答以他们不听他的劝告：如何对付他们的野心勃勃的现在已取得胜利的弟兄，他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据此断定，这个倔强坦率的人大有用处，于是任命他为自己的幕僚。
一个月之后李世民即位，魏徵被任为谏议大夫并授以荣衔。后来，他又任太宗个人的使节，到东北平原与残余的敌对集团谈判和平。魏徵对这个任务非常适宜，因为他以前支持过一个主要叛乱者。他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表明新政权对李世民或唐王朝从前的敌对分子均可不咎既往，一样任用。除去这类“外交”使命之外，魏徵还参与了朝廷的其他活动。他参加了几个学术项目，如编制《新礼》（又称《贞观礼》），他和房玄龄一起于636年把这部书呈献太宗；他又在629至636年期间和其他史官合编了唐以前几个朝代的史书（见下文）。
但魏徵很少参与实际的行政和决策工作，他并不是以作为从事实际工作的政治家而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魏徵一直以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和无所畏惧的谏诤者而著称；中国人确实认为魏徵是太宗群臣中最杰出的人物。637年的魏徵的一份谏疏足以说明他的直率的批评。这是应太宗之问而谈到太宗早年和当前统治的比较时所说的话。他坦率地指出：“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①魏徵在朝廷起了清廉刚直的表率作用和限制皇权的作用。他是成为太宗时期政治特色的一个象征，这个特色就是君臣以诚相待，彼此坦率地交换意见。魏徵在后世的学者、文官之中所以享有盛誉，肯定是由于他所起的这种作用，这种作用很符合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①另一个大臣是倔强而难以相处的萧瑀（575—648年），他是在太宗时继续任职的高祖的少数大臣之一，主要起着道德说教的御史的作用，但不像魏徵那样享有死后的荣誉。他经常吹毛求疵，并与同僚们争吵，终于触怒了太宗，以致于627年末被免除了宰相之职。但他依然保留了他的高官地位。630年他任御史大夫，在这一年又一度作过短期的宰相；在635至636年又出任宰相。太宗尊重他似乎是由于他的行政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廉洁和耿直的品质，虽然他的性格好斗，和同僚们的关系又不好。643年，在继位之争的伦理危机之后，他又被任为宰相和太子（后来的高宗）少师。他担任这些官职直到646年，当时他要求退休作和尚，公然和太宗发生口角，于是被外放到地方。在整个太宗时期，他依然是一个有权势的人物，虽然在政治上常常表现为消极的力量：一种不安定的因素，但又是一股其道德情操和刚正不阿的品质是决不可等闲视之的势力。②在太宗晚年，另外一些人物开始在朝廷显露头角。魏徵死后，他的体现“帝王之心”的作用由褚遂良（596—658年）承担下来。褚遂良是南万人，他父亲褚亮在陈、隋两朝作官；因介入流产的杨玄感叛乱而被贬谪到西北，在那里他变节倒向叛乱者薛举一伙。619年薛举死后，他们父子投唐，褚亮成了太宗个人文学馆里的成员。褚遂良是一个天才的学者、有名的书法家和历史家。他在太宗朝历任秘书省的文学“清要”官职，如起居郎和谏议大夫。他掌起居注时，以抵制太宗想影响起居注内容的企图而闻名。643年在继承问题的争议上，他支持后来的高宗作太子，其后，他作了太子的师傅。他作为皇帝的顾问，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对内主张温和政策，对外反对扩张政策。647年，他当上宰相，在中书、门下两省享有高位。太宗临终时，他和长孙无忌受太宗顾命。
在太宗晚年，褚遂良确是一个有力的人物。不幸的是，当他成为高官时，太宗已不再听取道德说教了。但他无疑依然和皇帝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对皇帝施加相当的影响；他在朝廷上有很高的个人威信，这种威信持续到高宗时期。①以上我们所说的人物虽然在高祖创业时期作过短暂的军事将领，但基本上是文官政治家。太宗朝还有两个有影响的武官。
头一个是李靖（571—649年），他生于西北的京畿区，他祖父和父亲是北魏和隋的地方官。他自己也在隋朝作官多年，是太宗最老的亲密伙伴。李靖在长安被唐军占领后投唐，在唐王朝初年曾统军平服中国南部的几个叛乱政体。625至626年他和东突厥作战。太宗即位后，他历任朝廷各种高官，但也被派出征，与薛延陀和东突厥作战。630至634年他出任宰相，代替杜如晦而和房玄龄一起共管尚书省，所以对皇帝显然很有影响。他虽然在634年后期带着荣誉高级职位引退，但在次年他又统军成功地在库库淖尔地区（青海）击败吐谷浑。以后的年代，他继续以一个有势力的人物影响着皇帝，直到649年他去世时为止。②另一个武将在朝廷起着双重作用的是更年轻的李世勣（594—669年）。他出身于今山东省的一个地方官家庭，本姓徐，青年时期参加了翟让领导的起义，在靠近洛阳的地区活动。后来在李密手下作军官，李密降唐后，受魏徵的劝说归唐，这是 619年的事。在唐军平服河北和山东的战争中，他是一员主要将领，仅次于李世民。高祖晚年，他在原来的唐军基地山西北部的太原作军事长官，防御突厥。太宗非常相信他适于这个任务，他在太原这个重镇任军事长官直到641年，并在629年至630年平服东突厥的战争和事后安置突厥降民事务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太宗曾这样说过，李世之抗击突厥“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641年，他任兵部尚书时被召回朝廷。同年，他一度率军远征薛延陀（见下文），此后就在朝廷过安定生活。643年他作了宰相，直到太宗末年都留在这个位置上。这一时期他多半外出征讨，一是在644年出征高丽，一是在646年抗击薛延陀。虽然最后这几年他没有在朝廷，但依然是一个对朝廷政治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是宰相，643年后还是太子詹事。太宗晚年对李世应该继续忠于他（太宗）的继承者一事非常关心。①李靖和李世是整个7世纪一直相当普遍的那种官员的代表人物，在内是朝廷文官，在外是战场武将，如成语所说的“入相出将”那样。这些官员提醒我们，新兴的唐朝统治集团也一样要出自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领导者不仅需要成为干练的行政官员和学者，而且还要如皇帝本人那样娴于武事。
① 《帝范》（丛书集成本），卷2第15—16页。
② 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年），第33—42，123页；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东京，1968年），第231—250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65第2446—2456页；《新唐书》，卷105第4017—4022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66第2459—2467页；《新唐书》，卷96第3853—3857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66第2467—2469页；《新唐书》，卷96第3858—3860页。
① 见H。J。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纽黑文， 1974年），第147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71第 2545—2562页；《新唐书》，卷 97第3867—3882页；又见韦克斯勒前书。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 63第 2398—2404页；《新唐书》，卷 101第 3949—3952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80第2729—2739页；《新唐书》，卷105第4024—4029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67第2475—2482页；《新唐书》，卷93第3811—3815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67第2483—2489页；《新唐书》，卷93第3817—3822页。
朝廷的“地区性政治”
中国历史家传统地把太宗的统治时期描绘为一个理想的治世，其特色是君臣间的鱼水关系和官僚机构中良好的团结精神。只在一次事件，即643年的继位之争中确实表现出强烈的宗派现象。可是如所有的行政系统一样，太宗的官僚机构也是容易出现紧张关系和内讧的。
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是被近代中国和日本学者所特别强调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地方集团的对立。陈寅恪和谷霁光①都过于重视唐代皇室疏远东北人特别是疏远河北人一事。他们把这种疏远追溯到北魏分裂为北齐、北周的时候，但是对此他们显然是夸大其词。河北确曾有好几年抗拒唐王朝的征服，几乎可以肯定，唐王朝对中国人口最稠密的这一地区的地方领导是不放心的，因为它阻止了太宗在那里多设折冲府。②太宗自己对这个地区也了解得很清楚，因为他曾负责平服河北，也不信任这里有叛乱可能的民众。此外，他的被杀的兄弟建成和元吉的很多党羽都出身于东北地区。
但另一方面，太宗曾劝告高祖对这一地区莫为已甚。而且不管他们的怀疑和表面上的态度如何，高祖和太宗都起用过很多东北家族的人作高官。即使高祖在太原起义时的武臣幕僚中，也有四分之一的人出身于东部的河北和河南两道。③排他的东北贵族精英集团（山东四姓）的成员之一崔民干，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