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他在去蜀途中服毒自尽。
在吕不韦死前，已有另一个更伟大的政治家出现在舞台上，此人于公元前221年以后注定要成为秦帝国政策的主要制订者。他就是所有法家政治家中最著名的李斯；李斯与主要法家理论家韩非曾经同在那个时代的儒家大思想家荀卿门下攻读，后来在公元前247年来秦寻求前程。①李斯是作为吕不韦的追随者而开始他的事业的，他通过吕不韦而得以接近未来的秦始皇。在以后几年中，他就秘密外交事务向秦王提出建议，但在公元前237年当一道驱逐所有客卿的诏令颁布时，他的前程几乎断送了。就在那时，李斯向秦王呈上一份著名的奏疏，以雄辩的辞令说服秦王撤消了这道诏令。从此李斯前程似锦，在公元前219至前213年的某个时候，他升任帝国的最高职务——左丞相。直到他在公元前208年死去时，他一直担任此职。在此之前，当他的地位还不那么稳固时，有的史料指责他曾经策划将他从前的同窗韩非置于死地，韩非于公元前233年从韩②出使到秦。但是，此事的记载被混淆了，李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韩非之死有关，还远没有弄清。
司马迁把逐客之令与一个“水利设计者”郑国的阴谋联系起来，这几乎肯定是错误的；郑国也从韩来秦，据说是为了诱使秦将其物质和精力耗费在建造一条灌溉河渠上。当“阴谋”被发现时，河渠已完成了一半；据《史记》李斯传记载，①这个发现是下逐客令的直接原因。然而此渠本身在以后完成了。渠约长120公里（75英里或300秦里），其走向大致与渭水平行，在渭水之北，它自咸阳之北往东北伸向黄河支流洛水。这一异想天开的故事因以下的事实而更不可信：河渠在公元前246年开工，而逐客令是在公元前237年颁布的。逐客令事件与嫪毐于公元前238年被处死及吕不韦于公元前237罢相之事（两人都非秦人）年代上的一致有力地说明，是这些事件而不是建渠之事，促成了逐客令的颁布。
总之，这条河渠无疑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还应连带提到另一件几乎同时进行的非凡的水利工程。这就是横贯四川成都平原的灌溉河渠网络，约在公元前250至前230年时期，它通过挖凿一条巨大的石质河渠而得以建成。关于这两项成就的重要意义，后面还会再谈到。②公元前227年，燕国（位于今之北京地区）为了极力阻止秦国军事机器的迅速推进，派使者荆轲至秦廷，随带一张作为臣服象征的燕国地图和一个在燕避难的自■的秦叛将的首级。在随之而来的朝觐中，荆轲抓起一把藏在地图中的匕首攻击未来的秦始皇，但在行刺快要得逞时被砍倒。约在10年以后，又发生两起行刺事件，但同样没有成功：一起在公元前218年，另一起也在这一年的前后。③但是中华帝国形成以前的最后几年的主要特征，是单调乏味地叙述军事征战和作为一个多世纪劳动和组织的最后成果的胜利。奇怪的是，最后一个计算敌人伤亡数的事例是据说在公元前234年“斩”赵国士兵的首级10万。此后，记载就从杀人转向兼并领土：连续五次东进，所征服的国家为韩（前230年）、赵（前228年）和魏（前225年），然后征服南方的楚（前223年），接着又征服东北的燕（前222年），最后在公元前221年征服了更东面的齐。随着这一次最后的征服，全中国都归秦统治。列国纷争之局变成了第一个中华帝国。
① 《史记》卷八五，第2505页。卜德在其《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公元前255—前206年）的传记》中收有《史记》卷八五的译文和评述及有关吕不韦的其他材料。
② 《战国策》七（秦五），第275页（克伦普译：《战国策》，第109，第137页）。
① 此书已被理查德·威廉译成德文：《吕氏春秋》（耶拿，1928）。
① 卜德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论述了李斯的一生和成就。
② 韩位于秦之东。
① 《史记》卷八七，第2541页（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治者》，第15—21页；第59—62页对此有进一步的讨论）；《史记》卷二九，第1408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523页）。
② 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285—298页详细地描述了这两项工程技术方面的情况。关于与这些工程有关的近期考古发现，见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载《文物》，1974。7，第29—32页；秦中行：《秦郑国渠渠首遗址调查记》，载《文物》，1974。7，第33—38页。
胜利的原因
在详细叙述帝国的事件之前，应该先停下来考虑秦胜利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什么。自从学者兼政治家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写了《过秦论》以来，中国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个题目，因此，这里提出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新的。
地理
秦远处于华夏大家庭之西，孤立于其他各国之外。它的东面是黄河的大弯道，黄河先自北向南，然后突然东流。河之南通往秦的几条通道被山脉所阻，只有很少几个战略要隘可以通行。在这些屏障后面，秦能在攻打其他国家之前聚集力量。贾谊首先注意到这个事实。他写道：“秦地被山带＇黄＇河以为固。”①农业和灌溉
秦的农业资源，由于在公元前246年以后的几年中建造了郑国渠以及约在同时建造了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而增加了。后一项工程在《史记》（卷二九）有关河渠的文中只提了一句，这也许是因为它位于遥远的偏僻西南。可是它的经济重要性一定十分巨大，因为直至今日，它仍源源不断地给在成都平原约200平方英里地区生活的500万左右的人们供水。另一方面，司马迁充分地认识到了郑国渠的意义。他写道，它的建成为将近465000英亩（约4万顷）原来含碱的土地提供了灌溉。“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①可是主要强调这些建设来解释秦的胜利，那将是错误的。它们在秦统一之前不到25年才修成，而秦国朝帝国方向的发展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因此，这两项灌溉工程只是加快而不是决定秦的历史进程。
军事技术
另一种理论把秦军事上的成就归因于先进的冶铁技术，它断言，这种技术使秦能够给其士兵配备优于其敌人普遍使用的青铜兵器的锻铁刀剑。但这个理论没有被现代考古学所证实。发掘出铜、铁刀剑的63个战国时期遗址的表表明，在那个时期前者的数量大大地多于后者，其比率为10比1（铜剑270，铁剑27）。此外，这些遗址都不在统一的帝国之前的秦的领土内。遗憾的是，这些考古报告都没有明确说明发掘出来的铁剑是否有相当数量因锻造而质地变硬。但是一般地说，在中国早期的冶炼技术中，铸造，而不是锻造，显然是优先采用的技术，虽然有些工具可能已经经过进一步加工，旨在增加其硬度和降低其脆性。总之，到写本文时为止，考古学还不能证实秦拥有压倒其对手的某种冶金技术优势的论点，这个结论，象对刀剑那样，也适用于其他兵器方面。①崇尚阳刚武德
作为一个与非华夏族的“夷狄”发生冲突的边陲国家，秦取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在它指挥其军队与其他国家交战时，这种经验无疑大有帮助。它的人民以在战争中残酷无情而闻名。他们崇尚武德的精神可以秦统治者武王为例，他喜欢在其周围安置勇武之人；他因与一人比赛举铜鼎，于公元前307年受伤而死。
打破传统的准备
出于同样的原因，秦相对地说能摆脱更纯粹的“华夏”国家文化传统的束缚，这使它更容易制定激进的革新措施。儒家的荀卿也许是在公元前264年前后访秦后，不得不承认“其百姓朴”，相当敬畏他们的官员；也承认官员认真地履行其职责，不偏袒，不结党。但说了这些话后，他为这个国家完全无儒而表示不安。他所指的儒，无疑是有儒家思想的文人，他认为这些人特别熟悉旧传统道德。他说，没有这些道德，很可能导致秦最后的毁灭。②任用外来人才的决心
正是由于秦文化上的落后，其必然的结果是它一发现人才就予以任用。秦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商鞅所定的荣誉爵位之一是客卿，它赐与取得高位的外来政治家（有记载的最早事例出现在公元前289年）。外来的显贵（不一定都有客卿的称号）包括商鞅本人、吕不韦、李斯以及本文没有提到的其他许多官员。①的确，秦在用人中唯一能自给的人才是军事将领。②统治者的长寿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秦幸运地连续被几个既能干又特别长寿的王所统治，从而给它提供了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连续性只有两次被短命的统治者所打破，他们合起来的统治时间仅仅持续了八年。这个长寿的统治序列始于孝公，他统治了24年（公元前361—前338年），商鞅就是在他治下任职的；然后是惠文王，他统治了27年（公元前337—前311年）；然后是4年的武王朝（公元前310—前307年），他因举鼎比赛致死而统治终结；然后是昭襄王，他统治了56年（公元前306—前251年），然后是孝文王（前250年）和庄襄王（公元前250—前247年）两朝4年的间竭期；最后是秦王政至后来成为始皇帝的37年统治（公元前246—前210年）。可是这个因素的重要性不应过分强调，因为长寿并不总意味着能干。例如，当周朝最后在公元前256年被灭亡时，灭周的秦统治者昭襄王在位已51年，但周统治者赧王本人在王位上已不少于59年（公元前314—前256年）。
行政因素
因此，很明显，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计划、农业改革计划和商鞅留给秦的一心一意追求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计划。这方面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一切，以致除了在前面对商鞅变法作了叙述外，还须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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