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开始了“下放”运动，把许多干部调到小镇或是农村工作。在大批的被调往下面参加运动的人中，起码有一部分人习惯认为，这次下放是暂时的，这是一项要求所有有官僚思想的人定期下放做体力劳动和做卑下的工作，使思想得到“净化”的总政策的开始。许多不太重要的右派也自然在运动的旗帜下，被送往农村。对于那些已经看到生活和事业有了改进的城市人来说，深知政策如此灵活，有朝一日也可能向其他方向发展，即使你没有犯任何政治错误也难保不会被下放，所以他们感到了威胁。
然而，1957年还发生了其他许多事件，前几年的乐观主义因此而得以延续。在这一年里，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许多新建的工厂开始上马。猪肉涨价和棉花供应短缺，曾是“百花齐放，百花争鸣”运动批评家指责经济没有改善的论据，但是政府接二连三地公布统计数字，证明情况却与此相反。大多数城市居民接受了政府的观点。他们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新的学校开学了，越来越多的小说和翻译著作出版了，总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前进中。
从公众对次年起始的大跃进的反应，可以看出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赶超英国，迅速进入共产主义的富裕社会这一前景，激发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丰富的想象力。此时许多更多更新和更激烈的活动又开始了，更刺激了这些饱满的热情。1958年春天，开展了一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的战役。一队队满怀热情的参加者，比赛看谁上缴的死苍蝇多；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和围墙上敲打着锅盆和其他能发出噪音的东西，使麻雀不能停落，最后麻雀只有累死掉下来。①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操作着著名的“土高炉”，读着由当局准备的专业指导小册子，使用着原始的工具和原材料（包括垃圾桶、平底锅和栏杆），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钢铁生产的市民们建起了原始的砖炉，开始出产质量很差的钢锭。在北京，各行各业的人被集合起来加入了极其劳累的、24小时不停的建设人民大会堂的人流，以惊人的速度，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建设任务。好几万人被动员去首都郊区，通过手工劳动建设十三陵水库，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给参加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亲自参加了定额劳动，起码是短暂地参加了这些劳动。其他城市也同样搞起大型工程（虽不及人民大会堂宏伟），并搞起了植树造林、建厂房及其他群众劳动大军参加的工程。
这也是农民大规模流入城市的时期。由于城市经济的迅速扩展，向城市移民的控制暂时放松，一些雄心勃勃的城市企业积极从农村劳动力中招工，从而导致了以前控制城市规模的努力付诸东流。1958—1959年间，估计有2000万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特别是在内地新兴的工业城市尤为如此，引起了城市人口的拥挤并对城市造成严重压力。①大跃进初期的许多事件同50年代初很相似，组织之间的障碍被打破，不同工作单位、不同行业的人紧密地即便是临时地汇集在一起，他们起到了动员的效果：“在场外旁观的人”也参加进来了。特别是对那些家庭妇女来说，她们在动员下走出了家门，组织了缝纫组、加工工厂和参加其他经济生产活动。为了便于她们参加工作，还开设了幼儿园、食堂、洗衣房和其他减轻家务负担的设施。随后，开始在城市建立一个全新的组织形式——城市公社——与当时正在成立的农村公社相呼应，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其结果并没有对公众的意识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城市公社似乎仅仅意味着那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由街坊四邻们管理，而不是由中国的领导人设想出来的那套居民委员会和生产单位进行综合管理。（1960年以后，放弃了创立城市公社的努力，但是这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都保留下来了。）
大跃进又要求人们改变生活习俗，又回到了50年代初期时的情况。艰苦朴素的风尚受到赞扬，“资产阶级”和传统的行为方式受到批判。老百姓开始意识到，当局对那些祭祀祖先、举行铺张浪费的婚礼、以及继续以传统的方式庆祝中国的节日的人都表示不满。这个时期，开始劝说城市居民接受火葬，并对想要进行传统葬礼的人设置重重困难。（许多棺材店和墓地被关闭；但即便是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仍有一些坚决的市民能设法搞到棺材并把死者运到农村去土葬。）这时期，各方协同努力，取缔了私有企业最后的残余势力，对流动在大街小巷的小商贩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也就在此时，一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张春桥声称，官僚主义和不公正已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应重新实行供给制度。①（革命前酬劳官员的制度）
对大多数城市居民，特别是对体力劳动者来说，大跃进最主要的是要加快工作步伐。在建国之初，在苏联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竞赛的方法被照搬过来，中国出现了一批自己的斯达汉诺夫。现在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障碍，又更加紧推行了一些竞赛措施。工人被动员起来保证完成越来越高的生产指标，在经常出现的生产高潮阶段，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天或更长时间，以令人担忧的高速度进行着。机器在超过其三、四倍负荷中运转着，机器和它们的操作者都绷紧了弦，走向其极限。即使非体力工作者也受到了影响。作家、记者和其他搞文字工作的人，都决心超过他们以前的工作量，保证完成多少数量的写作计划。一批批学生马不停蹄地编写自己使用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教课书。许多人睡在工作单位，一周回家一次，与家人作短暂的团聚。学生把这一时期描绘成要求不断变化、活动难以预料的时期——突然宣布去农村劳动，又一声令下回学校学习，而后学习又被打断，学生被动员起来参加游行示威，或是“向党交心”，净化思想。在整个社会，各种各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和活动充满了日常生活。
对于这场波及全社会的高速度运动，反应有好有坏。许多人，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发现气氛令人振奋，获取丰厚物质财富的前景已经稳稳呈现在地平线上，令人陶醉。以前的学生这样记录下他的体会：“我第一次被卷入了这种令人迷茫不解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是无法逃避的，但也并不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一切都是变化莫测的。”②堪至那些被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的人，反应也是积极的。一位曾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的美国人记述了他的想法：“到周末，我们浑身上下满是污秽；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我感到十分疲惫，全身疼痛，极其厌倦。但当时的气氛却很好——一个大家共同的热烈气氛。这种场面也帮助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参加此等劳动的意义。”①然而，其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年岁较大的和有经验的老工人、技术专家——他们的态度就不那么积极了。这些人对如此高的速度和为此创造发明持怀疑态度，他们能预见到会发生质量问题和工业事故，工人也会嘟嘟囔囔发牢骚（如此发展经济当然会带来这些问题）。总的来说，大多数市民起初是愿意把大跃进设想为有益的，并希望它取得成功。
当然，结果并非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从1959年到1961年进入了经济衰退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食品供应急转直下，大食堂的定量减了，全国出现了大范围的饥饿现象。工作单位不仅取消了高速度，而且被迫削减工作量和减少其他活动，以便有更多的休息。考虑到人的能量有限，工间操、军事训练和其他活动都被取消了。在此后危机中，城市组织开始试制了一些食物代用品——例如，用海藻作为原料，从中提取一些有营养的特殊液体，虽然它不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口味。另外，人们体重普遍下降，终日处于困倦和饥饿之中，发病率和病假条猛增。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回忆当时长沙的情景时谈到：“我所知道的许多老人和几乎所有的儿童患上了‘水浮肿病’，即浮肿病，我们的身体肿起来，退不下去。我们无精打彩地步行上学，等到了学校已是筋疲力尽。熟人相见，大伙相互挤挤彼此的腿，看看肿胀得怎么样了，再检查一下彼此的皮肤，看是否变黄了。”②对食物的需求成为让人着迷的头等大事，有个人说，这段时期他在天津，每天早上3点就得起床，为的是在排得很长的队中挤个位置，希望买到运到城里来的蔬菜。①农村的条件更加严重，这个时期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大多数发生在农村。这种情况下，城市享有的特权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正如我们那个来自长沙的小伙子的父亲对他所说：“你是福气好……生活在一个省会大城市，党和毛主席从粮仓里给你们弄来食品。农民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②人们对是否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在遭受同样的苦难，有种种不同的想法。很显然，一些高级干部和其他人继续享受许多优惠——在食堂的“小灶”里。他们能得到较多较好的食物，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他们可以参加奢侈的宴会等等。一位观察家讲道，“在困难时期，厨师和高级官员是中国唯一能保持体重不减的人。”③因此，有相当数量的人开始发牢骚。但很多中国人还是被知识分子和一些高层人物同其他人一起同甘共苦所感动。在“三年困难时期”就要结束的时候，一场小运动使他们更是深信不疑：一些组织的领导干部在他们的下级面前公开检讨，他们曾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自己和家属搞到了额外的食物。许多人相信，比起1949年以前来，这次起码是一起挨饿的。中国共产党注意了对那些利用职权吃得好的人进行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