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教育革命的目的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旨在完成整个制度的社会变革。所有的年轻人在离开中学以后，特别在上大学之前都必须参加体力劳动。这意味着，由于缺乏足够的城市工作，多数城市青年不得不接受在农村的工作分配。全国入学统考被取消了，正如所提到的，报考人是根据其工作所在地的推荐而选的。
这些变化对中国知识精英主义传统是明显的打击。其目的是建立结构和内容上更为平等的高等教育，不仅为工人和农民创造更大的受教育机会，而且产生出新型工农知识分子。这个目标明显地超出了文化大革命前扩大大学工农招生人数的目的。重新强调改变教育制度本身的性质基于这样的假想：受常规教育的工人、农民甚至革命干部子弟通过适当方式的教育，可能与其他人一样容易进入知识精英之列。
此外，尽管招生方式改变了，以上这些类型的学生可能被大学录取这一早期的设想看来并不完全正确。①这一结论基于下面的材料，即70年代初大学招生人数集中在被送到农村的城市青年中。后来与前农村教师的会见表明，这一招生模式并未统一遵循。此外，新建成的中学过多，这种做法到70年代中期开始对农村学生进大学有利。这在恢复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之后以及在开始关闭新的公社高中之前的1977年和1978年就看得很清楚了。来自这些新学校的农村学生的确能上大学，尽管一般是由不怎么有名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公社和生产大队干部的子弟似乎在这些农民大学生中占了不适当的比例。
在精英层，高干——一旦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得到解决——的典型做法是设法操纵有利于其子弟的入学方式。但白领中间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其子弟在1966年以前与干部子弟在大学后备军里平分秋色，这时则缺乏必要的地位优势和好的阶级出身优势。他们的子弟在大学招生推荐制度下似乎是失败者。②逆流毛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动红卫兵，以使其反对派名誉扫地和消灭他们。更早的群众运动的类似情况已提到过。文化大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靶子是执政党自身。对毛而言，永远不再需要同声名狼藉的地主阶级进行妥协，如果必要的话，可能给资本家甚至知识分子保留一席之地。但党的最高领导不能完全抹掉，可以推测，毛从未想过这么做。因此，“解放”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受到批判的人，1970年以后就在各级各部门中进行。很明显，其设想是，这些人（其中以邓小平为最突出）已经经历了再教育和被改造过。
在教育界，情况不是如此，大概到1973年才变得明朗了。1972年，周恩来凭其威信要求提高高等教育的标准。周培源教授1972年10月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把这个要求公诸于世，表明他有上层的支持。既然如此，它不会是无根据的要求。正是在1973年，提高教育标准的运动加快了步伐。那年夏天，各省实行了大学入学统考。这一新动向被激进分子视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是由学术界及其政治靠山推动的复辟旧的教育秩序的“逆流”。
这引发了反潮流运动。此次运动是由辽宁省一名叫张铁生的知青考生写的一封抱怨1973年考试不公平的公开信而发动的。斗争后来和批林批孔运动结合在一起。以后两年，当学生们被再次动员起来在两条教育路线斗争中进行战斗时，行动主义复活了。宣传媒介在全国突出介绍以张铁生的方式反抗其教师的学生。
在中学一级，行动主义往往变得具有破坏性。砸学校玻璃是一项广为报道的消遣。来自一些而不是所有地区的当过教师的人回忆，正规的课堂活动再次被彻底破坏，随便不上课，以示造反。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展了雄心勃勃的开门办学和半工半读教育实验，使大部分学生在1974至1976年期间的一段时间内有几个月离开校园。
不过，1975年初，周荣鑫被任命为1966年以来的第一个教育部长。从北大年底关于他的大字报上看，他任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批判教育革命所推行的极端性上，特别是针对上层。他的观点和邓小平的观点一致，这时也广为传播并被激进分子贴上“毒草”的标签。然而邓和周的观点本身并不极端。它们与过去几个发展阶段遵循的关于发展的观点相类似。他们关心的是标准太低；教育仅仅与现在而不是将来的需要相联系；大学不参与理论和科学研究；以及只要知识分子还被嘲笑为“臭老九”，就不能好好地工作。①① 这一时期对周扬 1961年后暗中破坏1958年教育革命的批判及对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前部 长张文松的批判，见《解放日报》 1966年8月11日及《北京日报》1966年6月21日，译 文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155期（1966年9月28日），第1—21页。
② 根据1967年2月和3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对三种学校的指示，均译在《当代背景材 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62、87、99页。
③ 《教育革命》，北京，1967年 11月17日，译文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 218期 （1968年2月20日），第1页。
① 此评论是由许多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独一无二的内容最为丰富的官方文本是1967年5月 6日北京出版的《教育革命》所载的“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该篇译文 载于彼得·J。西博尔特编：《中国的革命教育：文献和注解》，第5—60页。亦见于1967年 7月18日、 10月28日、 11月21和22日的《人民日报》以及欣顿：《百日战争》，第20— 40、139、171—178页。红卫兵的变化及地方上的详细情况见罗森：《红卫兵的派性》第一 部分；斯坦利·罗森：《下乡青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广州实例》；李：《中国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第78—84、306—308页。
① 例如，《毛主席教育语录》（东方红公社，1967年7月）；以及“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译文 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88期（1969年8月22日）。
① 教育部高教局代表张学新（音） 1977年7月 19日在北京和作者的会见；以及广东电台 1972 年8月21日的广播，见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69期第5页。
① 关于在面临强大的反面压力时教师的政治作用及其促进其团体利益时的坚韧精神，见戈 登·怀特：《党和专业人员：当代中国教师的政治作用》。
① 原文出自 1944年 10月 20日（此日期有误，应为 30日——译者）“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 线”，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及《红旗》 1971年第6期第38页，《红旗》 1973年第6期 第75页。
① 采访教育部，1977年 7月 19日，也见表 29。
① 也见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第二部分。
② 如同其他两级一样，关于高等教育一级的教育革命的建议和文章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 的中国报刊上有很多。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收集了许多这样的材料并把它们译成了篇幅 很长的名为“社会主义大学”的《当代背景材料》丛书，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1、890、 916、923、945、955、975、996、1007期。
① 苏珊娜·佩珀：“教育和革命：修正过的‘中国模式’”，载《亚洲概览》1978年9月，第871 页。
② 关于大学招生更进一步的结论来自于香港的采访资料；又见于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 毛以后的招生政策及其对中等教育结构的影响》，表13；又见于罗伯特·泰勒：《中国知识 分子的困境：政治与大学招生（1949—1978）》。
① 关于70年代中期的教育的论战，见陈锡恩：《1949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学术和革命模式》， 第121—152页；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第188—205页；尽管周荣鑫患严重疾病。但 还是被迫在1976年1月离开医院，反复受到审查。他于1976年4月12日一次审查会之后 去世。
否定教育革命
1977年8月，就在毛去世一年以后，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两个月后（在10月21日）宣布恢复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前10年产生的教育制度从而被摧毁。但这种全盘颠倒由于来得突然而让人多少有些惊讶，因为它和在此之前的批判没有直接关系。在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官方在批判时对他们有关教育战线的两项主要指控似乎遵循了1975年温和的批评路线。“四人帮”把党的政策推向极端，并要利用教育作为其夺权的工具。他们的反对派似乎不愿承认他们可能实际上正以“四人帮”在垮台之前的论战中所使用的方式把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继续到底。当然，在早期对“四人帮”的批判中，还没有追究文化大革命或伴随着它的教育上的变化的直接的责任。
但是，在两年内，情况已经变得明朗起来，用在1980年采访的中国某大学一位领导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被“完全否定了”。这时，整个十年的正式问题对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外国人还没有公开。两条路线斗争不再存在，只有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在1966至1976年“十年灾难”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现在已恢复到其合法状态。毛由于起了促使灾难发生的作用而受到官方的批评。刘少奇和所有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一起被宣布无罪。至少就不直接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活动的各个方面而言，阶级路线的政策被放弃了，理由是阶级出身问题对1949年后生长的各代人不再适用了。敌人还存在，但他们是新的政治敌人，如死不悔改的激进分子，他们被人们嘲笑为来自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保守的”毛主义的当权者（原文如此——译者）。
教育方面，权力又回到学术权威手中，并集中在教育部领导的国家教育官僚们那里。教育部的人员到1980年为止很快从约300人增至50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