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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部门发展战略并未完全返回以前的模式。重视扩大出口、向海外借款和欢迎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外向转变，不仅得以持续，而且还有所发展，并在更多的领域中出现。降低轻工业和消费品重要性的做法更多地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农业生产波浪式的发展意味着，消费品增加了，增加了的工资和获得的奖金能买到东西。就部门发展战略而言，中国迈出了引人瞩目的一步：沿着其东亚邻国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战略的方向前进。出口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比如说，不如在韩国大，但是，这种情况更多地是说明中国幅员辽阔，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贸易在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要比小国小。中国的贸易比率，尽管比韩国或台湾小得多，但与日本60年代的比率非常相似。与周围较小的国家相比，中国贸易的这种比率，是中国之所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加注重重工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相比之下，韩国在60年代集中发展轻工业，它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通过进口得到满足。
部门战略上的这些变化，仅仅是毛去世和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之后所进行的改革的一个部分而已。具有更大潜在意义的是，为根本改革以前管理经济的制度而采取的若干行动。
早在1977年中央便已开始放松对外贸易的集中管理，但是又不得不恢复控制，因为企业趁机签订了远远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进口合同。那些已沿续下来的最初几项改革措施中，有一项是取消对农村市场管理的控制。紧随其后的是，农业集体实际上被放弃了，生产责任制推广了，责任制在1983年达到高潮。在1979—1983年这短短五年里，中国已从一个受来自上级的国家定额和更多地来自党的干部所坚持的那些标语的共同严格控制的集体农业体制，走向主要通过间接的市场机制控制的私人家庭农业体制。少数市场限额虽仍保留下来，但80年代中期已采取措施开始取消这些限额。
工业中苏联式的计划和管理体制废除的速度比较缓慢，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里需要进行的改革比农村中的情况复杂得多。工业体制改革的试验早在1979年便已开始。这些最初的尝试，本质上是试图使苏联式的官僚指令性体制能更好地运行。企业的内部管理作了一些改革，对地区市场的垄断控制有所放松，以利于竞争；给予各种计划指标的优先地位也得到调整，效益方面的指标越来越受重视，而产量指标却越来越不强调了。
到1984年10月，部分地由于农业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党要求在工业部门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中国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使中国的工业管理和控制的体制摆脱以往集中化的官僚指令性体制，沿着一个将市场控制和统筹的方法与关键部门中继续存在的官僚化的控制结合在一起的体制的方向变化。至少对某些改革者来说，目标是建立一个市场与国家控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6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搞的市场与国家控制相混合的那种体制的翻版。然而，到1987年年底，实际情况与这个目标相差甚远。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上选出的某些政治局成员，仍然反对经济体制上的这种巨大变化。同样或更加重要的是，官僚化的控制体制根深蒂固，即使是最坚决的改革者，在试图铲除这些体制时，也面临着许多阻力。
中国部门战略的转变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反映出中国已认识到（虽已延续很长时间）国家的经济资源。农业方面的问题是，如何从一个非常有限的土地和过剩的劳动力中获得更多的粮食。通过大规模的劳力动员实现这个目标的尝试失败了。更多地使用化肥和改良的植物品种，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更有效地使用这些投入物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在亚洲其他地方已被证实可有效地使用资源；在中国，这种农业在1981年后也被证明是同样地行之有效。
同样地，高度集中的计划与控制体制，对控制与协调几十万个在各种不同条件下进行生产的小型企业来说也肯定是个效果不佳的手段。维护中央控制的尝试导致局部性垄断，并导致了若干严重妨碍小型企业发展和效率的其他措施的产生。一旦这些控制被撤除，这个工业部门便会兴旺发达。
随着农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提高了，其提高速度可与韩国、台湾和日本在以前曾有过的那些发展相媲美。在从1977至1987年底这整整11年中，中国的纯物质生产年均增长率达8％以上。以人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然而，即使增长如此巨大，中国经济以人均计，或许仅相当于60代中期的韩国和几年前台湾的水平。中国劳动力的优势仍在农业之中，而更大比例的人口仍居住在农业地区。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在80年代迅速下降了，但还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这种发展势头才能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变为城市人口和工业劳动力。
中国人民已普遍享受了加速增长的第一阶段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由于农业地区首先经历了经济的兴旺发展，很可能全国范围的不平等现象比80年代初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少。城市里克服不平等的情况不及农村那么好，但城市的收入提高了，绝大多数家庭开始购买诸如电冰箱和电视机之类的耐用消费品。可以想见，基于市场原则的持续的迅速发展，会日益增加不平等。但在80年代后期，中国仍然采用高度平均主义的方法分配这些增长的利益。
因此，到1987年年底，中国在极大程度上并不是它的东亚邻国的翻版。无论中国的改革者多么努力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这种从苏联式集中计划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最终发展结果，与在东亚其他地方可以发现的、基于私有制的计划与市场的混合体制，还是有几分不同。中国与80年代后期东亚其他地区出现的城市繁荣仍有相当的距离。但到80年代后期，中国已从业已存在数千年之久、70年代初虽有改善但仍明显可见的贫困的农业经济中，大大向前跨了几步。
第七章 教 育
学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教育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教育制度的改革是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之一。然而，运动是从动员老师和学生当先锋的学校中开始的。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教育范围，建立了教育改革及其他领域改革的舞台。回顾过去，由于教育作用的双重性常混淆不清，因此，本章主要指出发起这场运动的动员阶段，和此后旨在使“教育革命”制度化的巩固阶段之间的区别。①1966—1968年的运动可看作是这场大革命的动员阶段，如同其他几次（从40年代的土地革命开始）一样，都打上了毛的烙印。这种说法认为，毛作为发起人，在他脑海里有一个宏伟目标。就是要保证中国革命沿着他自己的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沿着党内其他异己分子的路线发展。根据这种说法，权力之争和群众参加反官僚主义，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毛的路线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已十分系统地采用过了。尽管这次冒进给经济带来了灾难，但毛不愿放弃其目标。甚至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足以导致党内领导的分裂，使反对他的意见日益明朗化时，他仍然如此。在他看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还不充分，上层建筑领域也还有待革命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国上下与其观点相悖的思想以及拥护这种思想的人都有待改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9章所表明）已定下了这些目标，但与完成这些目标所担负的任务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大革命又继续担当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未竟的任务。同时，又增加了执政党内权力斗争这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民主革命开始后，经过28年（1921—1949）才完成了一系列革命，后来又进行了17年（1949—1966）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作为这些革命的胜利者，发起了这场完成上述目标的运动。①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为进行如此雄心勃勃的事业，既要纠正错误的思想，又要夺那些拥护这些思想的人的权。毛发动了这场群众运动。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宣称，“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见效就可能快起来”。那时，毛操纵着这场群众运动，向“目标”放出了“群众”的能量。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土地革命时期夺取了中国农村的政权。只要旧的政权机构统治着农村，土地改革就不会取得胜利。同样，在那些反对他的势力被推翻以前，毛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政策也不会成功。不过，一个重要的区别是，那些反对他的当权派是他自己党内的领导人，并都曾是整个革命事业过程中的先锋。
这已不是毛第一次发动群众来批评党。但就这些对象的性质和范围说，这是最大胆的一次实践。这样利用群众有很多相关作用，是打击对象的一种有效方法；由于允许群众直接参与权力斗争，因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就有他们个人的利害关系；运动期间自然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成为接替被推翻的当权者的新的领导来源。总之，这可以使接班的那一代人在毛死后能继续进行他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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