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④其他证据也表明，中国军方在对中美和解开始阶段是持反对意见的。据基辛格回忆，1970年7月有两架米格19飞机企图“拦截并想击落”一架在离中国海岸数百英里以外的上空执行例行收集情报任务的美国飞机。中国空军进行此类拦截活动已达5年之久。①由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指挥的空军已坚定地站在文化大革命激进派一边，击落美国飞机很可能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出现偏差，至少会拖延时间。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几周后，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庆祝1971年建军节的重要讲话中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美国与苏联一样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红旗》杂志在发表黄永胜讲话的同时，刊登了一篇为对美开放进行辩护的权威性的文章。该文对美国和苏联的威胁作了明确的区分，与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的论点截然不同。②周恩来（在黄永胜发表讲话时正接见詹姆斯·雷斯顿）说黄永胜总长的讲话并不反映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强调中国愿意进一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③叶剑英元帅是唯一一位公开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军人，7月初，他曾到北京机场迎接基辛格。
然而，说林彪为了与周恩来的联美政策相抗衡而采取了“亲苏”立场似乎令人怀疑。林彪死后，一份党内文件曾引用了林彪的一句话（可能只是句气话，而不是有意识说的）：“如果周恩来能邀请尼克松，我就能邀请勃列日涅夫”。④1973年8月中共召开十大，周恩来在报告中谴责林彪及其同伙“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⑤但这些指责并没提出林彪等人从事积极亲苏活动的“证据”来。如果说有什么证据的话，可以列出这么两条：人民解放军在中苏边境进行挑衅性的巡逻及后来全国总动员令的下达。1969年夏和初秋，战争谣言四起，形势十分紧张；在这种气氛中，与苏联的军事对抗使林彪获得最直接的政治利益。直到9月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与苏联总理柯西金会谈后，特别是双方决定恢复1964年停止的中苏边界谈判后，中苏紧张局势才得到缓和。是毛和周，而不是林认识到了无限期地立足于战争所存在的潜在危险。
林的最大问题是他与毛的关系。1970年末、1971年初，他意识到主席对他越来越失望，并获得确切消息：毛已做出要将他赶下台的决定。如果说存在什么林彪与苏联“狼狈为奸”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的不可饶恕的政治变节了。后来对他的大量指责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些指责并没说到点子上。确切地说，所谓的林彪亲苏倾向主要表现在他背信弃义和在广东组建独立的军事基地，正如一份内部文件所说的那样，林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①如果林彪在1971年9月真的能到苏联，他的背信弃义对莫斯科最高层来讲是宣传与情报上的一大胜利。然而，此事没能成为现实。
林关于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方面的“两大敌人”的观点，既有其政治上的考虑，又有其制度上的考虑。作为60年代后半期的国防部长，林大大地增加了中国的军费开支，这表明中国在南北边界线上加强了抵抗军事压力的能力。1965—1971年间，中国国防开支每年平均增加10％；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状况和混乱情形，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这些军费开支主要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和在中国内地建设新的军事设施上；这表明当时中国军事权力机构承担了更多的作战责任。②很难断定林是否欢迎这样的外部军事压力，也很难断定他是否希望中国在同时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对抗中处于孤立与易受攻击的状态。然而，林确实是这种形势下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国内的混乱和来自国外的威胁使主席感到林及其军事力量不可或缺。1969年制定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人民解放军的势力也进一步加强。这样，林彪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然而，中国政治进程的变化——可能主要是年迈的毛主席对林彪的野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使形势急转直下。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在林成为毛的法定继承人之日开始，毛就想除去林了。①尽管对林后来的政治失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说他想谋害毛，其实，所有这些说法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对权力的不懈争夺。
说林反对与美国改善关系便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在正常情况下，作为军事长官的林对与长期的对手和解，是应该十分谨慎的。当毛和周开始主动表示与尼克松言和时，美国尚深陷在越战之中，这对中国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这时候是不正常的时期。林成了毛的接班人后，毛决定重新组建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受损的党和政府仅力结构。这些决定对周及其政治伙伴非常有利，而对林的权威和长期的政治地位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林对中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形势颇感不安，因为他肯定中国与华盛顿的和解是动摇他政治权力的步骤之一。
1970年8、9月间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加强了对林的攻击，与此同时，他对美国的态度也日益好转了。10月1日，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与毛一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他们在一起合影留念。这不仅是一个美国公民第一次享此殊荣的问题；毛借此首次公开表示有意改善与美国尚处于试探阶段的关系。②周与尼克松政府的初步联系（1970年12月—1971年1月）表明林同毛一样是赞成与美国进行高层接触的，①但是，林在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周在1971年5月末的信中邀请基辛格秘密访问，同时邀请尼克松随后公开访华，信中只说是得到了毛的赞同，并没有特别提林的名字。②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话，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首次访华期间，周恩来的行为便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向中国高层领导人赠送礼品的时候，周代表中国领导层向他表示了谢意，但是没有提及林的名字。③事实上，林从一开始便是中美和解进程中的多余人物。自从中苏冲突开始以后，林就很少参与制定中国许多重要的外交政策了；这说明他的政治地位在迅速下降，1971年9月他不光彩地叛逃苏联时就全完了。
林似乎完全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孤立政策和敌对思想；这与1970年初已发生变化的形势很不相宜，当时苏联被看成是头号敌人，美国是第二号对手。后来一篇文章评论道：林彪说什么“我们同帝、修、反没有共同的语言，要同他们划清界线，要同他们斗争，要同他们对立，而不能同流合污”。……对敌斗争的一个最主要的战略思想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集中主要力量，去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四面出击”还把马列主义者所制定的许多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思想践踏得一塌糊涂。……实行“四面出击”的结果，自然是造成到处树敌，使我们濒于孤立的处境。④正如一份阿尔巴尼亚的文件所述，与美国和解标志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终结：随着尼克松的访华，中国加入了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阵线和竞争者的行列；中国在想要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尼克松的访问为中国开辟了与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和解与联合的道路。同时，……与美国结盟标志着中国领导层已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脱离了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①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美开放结束了中国对内对外长达1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僵化状态。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和解进程中对美开放的重大步骤。中国外交政策摆脱了僵化的教条状态；主要的受害者是林彪。
中国的资料只附带提了一下北京没有得到回答的1968年末的那个建议；并指出由于没有得到回答，显然拖延了中美和解的进程。这些资料还对1969年北京对苏联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的严重担忧作了轻描淡写的叙述。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却常被描述为急切盼望中国人邀请他们访问北京的人。埃德加·斯诺说， 1970年11月初周恩来对美国的意图提出了怀疑：＇周＇回忆说，1969年尼克松刚上台时，他声明愿意缓和紧张局势，并且想与中国谈判。尼克松还进一步表示，如果华沙地方不合适，和谈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回答说，这样很好。讨论台湾问题，尼克松本人来行，他派使者来也行。然而，尼克松对此没有作出反应。继而在1970年3月发生了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国人据此认为对尼克松的言行不能太认真了。②但是，这个月底尼克松的另一封私人信件又使北京受到了鼓励，但是否作出反应仍有疑虑。12月中旬，毛对埃德加·斯诺说：……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①与此同时，毛还非常关注尼克松访华对美国的政治影响：“谈到尼克松可能的中国之行，主席特意向到1972年是否要举行总统选举？然后他又说，尼克松先生可以先派一名特使来，他本人在1972年初以前似乎不宜来北京。”②在中美最初进行试探性接触的时候就出现了“谁需要谁”的争论。首先，北京不希望以需要者的身份出现；是美国想进行这样一次会谈，也是美国想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棘手的台湾问题。
这种自信充分地显示在周恩来在尼克松访华前夕提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