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因夺权而产生，在组建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因坚持要广泛同意和具有代表性而保存下来，并在70年代中期因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誉又得到加强。派系冲突严重削弱了政治机构的效能，因为决策和人事任命都成了派系利益的俘虏。
另一个后果是，60年代后期的事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由于400多万高中和大学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原是红卫兵——在1968和1969年被重新安置到农村，正常形式的学校教育中止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前途发生急剧而常常是破坏性的变化。尽管到70年代末，几乎所有人都回到他们的家中，但是，大多数人无法完成教育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的职业道路和生活机遇变得更糟了。如此灾难深重的事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动的，这个事实损害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文化大革命削弱了他们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信心，而党对此又无能为力。
幻想破灭的过程在不同的时间里发生在不同的青年身上。对有些人来说，转折点是“一月风暴”后限制和解散红卫兵，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那些一度被告知自己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现在成了这场运动的替罪羊。对其他人来说，关键事件是在 1966—1967年“大串联”期间或在随后几个月的上山下乡期间对中国农村贫穷的发现。有一名原红卫兵经历过这些后觉醒，1967年他逃到香港后，在与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发泄他的愤怒和失望，他是代表整整一代人说下述这番话的。
我无法描述对（1967年） 3月以来事态发展方向的愤怒。那些兔崽子们（解放军及他所在中学里的军训排）把我们全都仍出窗外……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时，我们确实成功地夺取了权力。现在，这些杂种们把权力全部抛弃了。
＇我在农村的生活时期＇是另一次扩大眼界的经历。＇农民们＇无休止地抱怨他们的艰苦生活。他们说，即使在好年成也只有极少的粮食可吃……他们感到，甚至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时代也比这好些，那时人们能劳动，节省些钱，用于投资，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喜欢刘少奇胜过喜欢毛，因为他们把刘少奇和小块私有地联系在一起，小块私有地给了他们节俭的机会，并走上成功发迹的阶梯……我以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恰恰是从一位革命的贫苦农民口中听到这些话的，他为党工作了20多年。……在短短的10天中，我的世界观受到农民生活和态度的现实的挑战。①人与人之间幻想破灭的后果也不相同。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是中国所谓“失落的一代”，其后果是政治上的愤世嫉俗、工作中的消极被动和缺乏创造性以及不断增加的物质主义和对财富的渴望。人们普遍认为，70年代后期犯罪和反社会活动的增多要归因于年轻人中间的这种信任危机以及与之相结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的松弛。对其他人，尤其是那些1966年前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人来说，在农村的时光提供了读书、思考和讨论国家前途的机会。以后，这些原红卫兵中有许多人构成一群较年青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他们帮助制订毛泽东以后时代经济改革的总体纲领和具体政策。
到了80年代后期，事实看来是（说来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却是毛泽东以后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多老干部遭受如此沉重的折磨而仍然活下来，一旦这场运动结束，这有助于形成进行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领导阶层。红卫兵运动期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促进许多激进的主张日后转变成具体的改革。而以防止修正主义名义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遭到严重破坏，党想抵制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建也力不从心了。这种秩序远比毛在苏联看到的、他本人坚决反对的那种秩序更甚。总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后时期的改革不可能走得这么远或进行得这么快。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仍不明确。我们还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否作为防止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先例抑或对这类事件的免疫。当然，从80年代的获益来看，当然文化大革命所灌输的影响似乎比较大。红卫兵造成的损失（没有任何可弥补此损失的成就）警告人们不能很快再发动类似“开门”整风的事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回顾文化大革命时会觉得它比现在更崇高和更受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可能作为中国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范例，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等、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问题是毛泽东以后的改革是否能充分使政治制度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现代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文化大革命灌输的影响逐渐减弱后，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① 这些引言源自林彪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北京周报》，第12卷第18期（1969 年4月30日）第21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51—52页。
① 《北京周报》，1979年10月5日，第15、18、19页。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7月1 日，第14页。
③ 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载《威尔逊季刊》，第4卷第4页（1980 年秋季号），第132—141页。
④ 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来自中国的蔑视：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亚洲概览》，第22卷 第10期（1982年10月），第934—958页。
① 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间题”，见全国党史资料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60 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党史会议报告集》，第353页。
② 邵华泽，前引文，第356页。
① 毛的话引自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1—222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版），第370页。
③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3页。
① 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中国的领导人、合法性和冲突：从有超凡魅力的毛到继承政 治》，第3章。
② 梁恒、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47页。
① 《人民日报》，1984年8月29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8月31日，第 1—4页。
①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见《邓小平文选》第 329—330页。
②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3、249页。
③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的《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159— 160页；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第378页。
① 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
① 尤其见于1967年6月6日指示，禁止“打、砸、抢、抄、抓”，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文件集》第463—464页。近来中国的解释把这个指示归功于毛本人，见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164页。
② 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63页。
① 理查德·鲍姆：“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剖析一种有限的造反”，见鲁宾逊：《文化大革命》，第 367—476页。
② 1980年6月21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0年6月23日，西方有些解释错 误地把这些1亿受害者的责任只归于文化大革命；见《华盛顿邮报》，1980年6月8日。
① 关于工农业产量的统计数字引自（小）阿瑟·G。阿什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和长期 成绩”，见（第97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卷，第104 页。关于国家收、支出和投资的统计数据来自1984年3月19日《北京周报》，第27—28页。
② 罗伯特·迈克尔·菲尔德、凯思林·M。麦克格林、威廉·B。阿布尼特“中国的政治斗争 与工业增长（1965—1977）”，见（第95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以后的中国经 济》第1卷，第239—283页。
③ 关于文化大革命对教育制度的影响的讨论，引自玛丽安·巴斯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 困难和教育改革中的政治理想”，载《中国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16—45页。
① 《一场大审判》第182、183页。
① 关于清洗率，见贝内特：《中共第八、九和第十届党代表大会、党章和中央委员会》；唐纳德 ·W。克莱因、洛伊斯·B。黑格：“第九届中央委员会”，载《中国季刊》第45期（1971年 1—3月），第37—56页；斯卡拉皮诺：“中共领导层的变化”；泰维斯：《中国的省级领导 层》。
② 理查德·K。迪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界杰出人物的影响”，载《中国季刊》第42期 （1970年4—6月），第65—87页。
① 戴维·邦纳维亚的《北京裁决：审判“四人帮”》一书中此类材料随处可见。
② 《一场大审判》，第21页。
③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中国：在苦海中生存》，第348页。
① 贝内特、蒙塔珀图：《红卫兵》，第214—217页、222—224页。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
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直到1969年），中国由于被内部动乱耗尽了国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意采取了低姿态。文化大革命的外交政策是尽可能减少外事。中国故意在外交上孤立自己，把外国人挡在国门之外，降低与其它国家贸易往来的规模，避开一切国际性组织，用毛主义的华丽词藻代替切合实际的政策手段。一时之间，中国不再是全球政治甚至不是亚洲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了。
然而，对这一简短时期的研究，可以清楚说明中国外交政策的几个事实真相。其中之一是，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