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31页。英文原注是：《毛选》第4卷，第378页，（《文选》第5卷，第14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卷，第195页。）
④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2页。（《孟子》第6卷，第2册，第34页；D。C。罗：《孟子》第201页。）
⑤ 同上，第208页。
⑥ 同上，第215页。
① 《万岁》（附录），第37页。（“六十条”中的第四十七条）
② 《万岁》（1969年），第210—211页；《杂录》，第110—111页。
③ S。施拉姆译自《毛泽东和他的永远革命理论》，第227页。
① 8月21日的讲演，《学习文选》第310页。
② 《万岁》（1969年），第493页；《杂录》，第347页。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S。施拉姆为《国家权力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基础》所写的前言，以及第二本书中所收的各篇文章，其中特别是雅克·格内特和许华茨的文章。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1页。
③ 《万岁》（1969年），第195页。
④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6—107页。
① 安格斯·格拉姆：《列子一书》，第10页。
② 《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英文原往为：安格斯·格拉姆：《庄子：〈庄子〉一书中主要的七章和其它著作》，第261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S。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中苏分裂的原因与后果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伊始，苏联对其发展的影响当然就是广泛而深刻的。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以至以后的时期内，莫斯科曾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和精神源泉。毛对于苏联在这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明显地持有不同态度。毛逐渐地，而且是比较晚地对苏联模式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相反，对于中国不仅是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一个小伙伴，而且应该使中国完全从属于一个世界革命组织，在革命过程中丧失个性的观念，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接受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毛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对这个问题已作了总体概述。当斯诺问，共产主义胜利后，在苏维埃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是不是会出现“某种实际上合并的政府”时，毛回答说：“我们解放中国不是为了把这个国家转让给莫斯科！”毛泽东否定了斯诺的猜测后又补充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为俄国人说话，或者为第三国际而执政，而只能代表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①延安时期苏共和中共、毛与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演变，不属本章讨论的范围。然而为了说明1949年以后发生的情况，注意一下毛对斯大林在1945年内战爆发后的艰苦时期的所作所为的评价，看来是合适的。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毛回顾了1960年以来中国因“反赫鲁晓夫”被迫将注意力离开国内事务的情形，他批评道：“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问题”，接着，他追述了以前的一切事情，继续说：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②1949年6月，在内战胜利前夕，毛仍然宣布，与苏联的联合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对此，他作了如下总结：“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在回答一个虚构的对话者的这一指责时，毛对其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①虽然这是1949年就已经明确宣布了的外交路线，但是斯大林的态度使毛执行起来并非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像毛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于1949年12月出访莫斯科，为了获得斯大林对中国提供在毛看来是必要的、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帮助和支持，耗费了他两个月的谈判时间，“等于一场斗争”，当然，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民族利益冲突，以及这两个大国在50年代以“社会主义阵营”著称的大统一体中的地位冲突。毛在1958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解释了他自己在1950年莫斯科谈判中的态度：1950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②当然，在这些冲突的背后隐藏着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对另一个最终可能成为苏联竞争对手的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崛起缺乏热情，或者至少对于世界舞台上如何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这个问题上要求享有发言权，而且还有毛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上长达20年的冲突。对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事情，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①“认识中国这个客观社会”当然就意味着抓住在一幅员广大而且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情况，设计一个以土地改革和农村根据地的游击战为基础的斗争形式。而且它也意味着设计一套新办法，以便一旦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后立即改造社会和发展经济。假如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8—1960年的大跃进中苏之间的冲突发展尚未公开化的话，那么困难时期里，中苏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冲突就渐趋白热化。
在这个时期，国外和国内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二者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1956年秋天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之后，中国人可能很快就明白了，莫斯科今后所能提供的经济援助会减少，因为要稳定东欧局势，必须在那里付出更多的代价。就这点来说，中国特别在1958年开始强调“自力更生”的政策，并不完全反映了毛个人的武断，而且也是对国际形势客观现实的一种对策。与同一时期在某些其他国家充当顾问和技术专家的“丑陋的美国佬”相比，“丑陋的俄国佬”显然不算更有魅力。而且抛开中苏经济和技术合作这些心理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依靠外国专家来领导，就产生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中国人在塑造他们自己的未来当中起什么作用。
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他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相互联系的各方面问题的总的态度。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他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50000447＿0063＿0①毛的这段论述，强烈地显示出应有的民族尊严。他说，照抄外国的经验，虽然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战略。在1958年，当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经济和社会试验刚开始实行时，毛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知道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拒绝盲从他们而不满——而且他们不能不介意。在关于打破“盲目迷信”苏联样板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样板的必要性的讨论中，他指出，“有人说，苏联顾问同志看到我们不准备照搬他们的经验，这使他们很不高兴。我们也要问这些苏联同志：你们照搬中国的经验了吗？如果他们说没有，那么我们也会说：如果你们不照搬中国的经验，我们也不会照搬你们的经验”。②毛坚持突破苏联模式的动机，并不简单地是出于自尊的需要；在1958年前的几年，他日益对苏联模式在苏联自身的价值及其中国的适应性产生怀疑。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标志着他试图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理论体系的开始，毛宣称：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轻重工业发展不太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来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①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发展的经验有这些疑虑，而且尽管他批评了斯大林迷信阶级斗争和斯大林作为辩证法理论家的缺陷，他对赫鲁晓夫1956年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方式和性质，仍持严肃的保留态度。现在，到了我们更加系统地考察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的时候了。
非斯大林化与“现代修正主义”
中国对苏共二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