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承认的两个“生身父母”中，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不用作什么评论或解释。他一直说，中国从列宁、斯大林以及从1917年以来的苏联经验中学到了进行革命、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社会”的关系，其所指远比当初提出时深刻得多。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1949年的中国人民创造的，因此，它不仅反映了在国民党统治的20年，也反映了他们在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态度和风俗习惯。
固然，中国需要一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个国家变成苏联的复制品。1959年3月，毛说：“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①在这一论断背后，我们可以再次感到毛在1938年所表达的信念，即对过去的总结不仅为今天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素材，而且也提供了“方法”。
到大跃进时，毛就这样一方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传统以及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甚至认为国民党社会是现阶段革命中处于首位的“生身父母”。六、七年后，他强调的重点进一步发生了转变，他多次对党内的同志说：“我是土哲学家，你们是洋哲学家。”②在1964年和1965年，毛声称自己是一个“本国的”或“土生土长”的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马克思而选择了孔子。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晚年，他的思想中的传统根源仍是十分重要的。不过，确切地说，在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初期毛的思想中的中国成分与西方成分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是融合在一起了或是合并成了一个新的综合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两个组成部分中的哪一部分规定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结构？“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因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西方化的载体？或者毋宁说，他的思想的逻辑和模式日益中国化？或者根本就没有体系，没有明确的结构，只是在由毫无关联的成分组成的一个笨拙的东西里的两个理论框架在运作，有时相互巩固，有时相互矛盾？
毫无疑问，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毛的思想的性质和他本人对它的感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在人民共和国的头几年里，他仍然把源于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要编织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的经线和纬线。但是到50年代后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开始沿着某些方向发展。这些方向既反映了“大跃进”政治气候的影响，又反映在对源出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的越来越多的强调。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但在同时，由于把“对立统一的法则”描述为：具有“思维的根本法则”的特征，从而暗示有一种新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就这样，他似乎把它放在其他两个范畴之上。①诚然，毛在1957年1月的讲话中引了一段列宁曾经说过的话，“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但毛马上接着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②另一方面，毛归根到底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对立统一规律本身概括了辩证法的全部精髓。
1938年斯大林在为《联共（布）党史》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中，列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一切现象都是互相联系的；自然界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发展的方式是从渐渐的量变导致质变或“飞跃”；矛盾是一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①1957年1月在同党委书记们的谈话中，毛明确地就这一问题对斯大林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既批评了斯大林四个方面的分类在哲学上是不恰当的，也批评其在政治上的含义：斯大林……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
显然，这里指的是1938年以后斯大林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而在这个阶段，毛并不愿把阶级斗争激化到同样的程度。但是随后他继续论述了在辩证法思想方面他与斯大林的区别：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①在第二个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文中，用极为类似的措辞，重复了许多对斯大林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批评。他说，斯大林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辩证法，但是是相当缺乏辩证法的。他的辩证法是“吞吞吐吐的辩证法”。毛的总结是，斯大林70％是个马克思主义者，30％是个非马克思主义者。②虽然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治上的经验教训是显而易见的，但毛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在6个月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不管怎样说，哲学的含义多少是更加晦涩难懂，或至少是更模棱两可。关于生与死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无疑使人想起了论述自然界盛衰枯荣的古老的道教辩证法。但是，毛在1957年4月说，“辩证法不是循环论”。③上文所引的1957年的那段话，以及毛的其他许多论述，反映了毛对辩证过程的本质的基本看法，问题是，怎么可能在保持这种看法的同时，又依然归属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毛对这一两难问题的解决简单得惊人——简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在面对它时，我（据我所知，还有所有研究这些问题的外国学者）百思不解其意。
1958年1月，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一文上署了名。当这份指示以草稿形式转发时，毛有这样的一句话，十年前我是这样翻译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和否定规律是永远存在普遍存在的。”①这里所说的“肯定和否定规律”，我认为是一种中国政治和哲学语言中屡见不鲜的省略语句。“肯定和否定”意在引出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基于这样的设想，对照其6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观点，我随后写道，毛在1958年“重申了”恩格斯关于三大规律的经典公式。②事实表明，刚才所引证的中文表述，实际上应翻译为“否定之肯定规律”，人们正是这样来理解，而且在当时的中国被当作毛主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造。③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论点，除了那些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细致辨析的注释者外，似乎对任何别人都不会产生兴趣。实际上，它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首先，在哲学领域有一个毛的个人权威问题。最近，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他在延安时期曾是毛的哲学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宣称：“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把惯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否定之肯定规律。这是他并未进行更多的论述而遗留下来需要哲学界进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①几乎不需要对前面一句话中加了着重号的字的意义作详尽阐述。因为，由毛泽东引入指示、此后也从未详细阐述的短语，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成了一条新的规律，被中国的哲学家们断然接受。这完全可与斯大林在生物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里的所谓“天才贡献”相媲美。
不过，隐藏在这一理论创造之下的毛的思想倾向也是值得注意的。1983年3月，周扬竟然这样明确地说，由于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加以摈斥，毛也没能纠正斯大林的这一“偏颇”，结果最终毛开启了导致毁灭性暴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门。周扬观点的核心是，毛对这个旧概念的担心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夸大辩证过程中连续阶段的绝对对立与相互排斥的性质，而忽略了“否定”意味着在抛弃被否定的事物的某些成分的同时，也保留了其他成分，并将它们合成为一个新的综合物。②如果这就是毛的意思之所在，那么这一新理论确实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和否定一切的观念。
而杨超则断言，在毛看来，每一次否定都使前一阶段的大部分被消除。他也提到毛怀疑这个旧公式，并用一个“丰富其内容”的新概念代替之。因为毛认为这意指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回归到最初的肯定，而不是上升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并且他还说，毛相信“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的辩证统一，就像他相信和平与战争、生与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的统一一样。在毛看来，一切事物都是由“肯定和否定组成的矛盾统一体”。①也许把上述两种观点合在一起，就能对毛引入这一新概念企图达到的目的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理解。显然，“否定之肯定”的论述所强调的事实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新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