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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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 第13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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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10。中国的对外关系,1911—1949年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和侵略由马里乌斯·詹森著《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年》提供最好的介绍。关于日本在民国初期卷入中国内政,见同作者所著《日本人与孙逸仙》。更多的情况,主要根据中国史料,可从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所收欧内斯特·P。扬和马德琳·池的论文得到。在用日文撰写的研究论著中,最有用的是栗原健《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日俄战后起至大正期止》;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明治后期国防环境的变化》;以及崛川武夫:《远东国际政治史概论:二十一条要求研究》。
民国初期也已是研究西方外交的史学者的一个研究课题。例如,可见到彼得·洛:《英国与日本,1911—1915年》;和詹姆斯·里德:《传道精神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年》。后一部著作把美国政策放在差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增大的格局中研究。差会在美国国内和在中国的影响是一种吸引人注意的历史现象,一些写得极好的专题著作已探讨这个问题,其中有瓦伦丁·拉伯:《美国在华差会的国内基地,1880—1920年》;和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
从二十一条到凡尔赛和会的喧嚷时期已由许多作者论述,但是,几乎全部在于中国政治和知识分子运动方面。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最佳著作仍是马德琳·池著《中国外交,1914—1918年》。关于激起五四运动的山东问题,见拉塞尔·法菲尔德:《威尔逊与远东》;诺埃尔·H。普加奇:《芮恩施》;以及伊恩·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关系研究》。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对外事务研究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人们可以从多萝西·博格著《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着手,该著作的开拓性贡献已为其他一些著作扩充,这些著作有:保罗·瓦格:《传教士、中国人及外交官》;沃伦·I。科恩:《中国派:顾临、拉门德、索克思与美国东亚关系》;以及罗伯特·奥尔伯特·戴耶:《在华的银行家和外交官,1917—1925年》。华盛顿会议以后亚洲国际关系仍是一个生动的讨论课题。研究华盛顿会议的最佳著作是罗杰·丁曼著《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至于主要概念的介绍,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在一些专论中得到很好的研究,这些专论有马场伸也著《进退维谷的日本外交》,威廉·莫顿著《田中义—与日本对华政策》,细谷千博和斋藤真著《华盛顿会议体制与日美关系》中的几篇论文;以及入江昭和有贺贞编著《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日本外交》所收麻田贞雄、宇野重昭和大畑笃四郎的论文。
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华盛顿会议体制”的崩溃,在克里斯托弗·索恩著《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年远东危机》中得到很好的研究。远东危机本身也有学者研究,专著有绪方贞子著《在满洲的挑战》;臼井胜美著《满洲事变》;詹姆斯·B。克劳利著《日本探求自主》,以及岛田俊彦著《满洲事变》。至于对美国帮助中国的努力提供受挫的背景的动乱所作的极好论述,也见小詹姆斯·C。汤姆森著《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年》。
1931—194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也由家永三郎著《太平洋战争》予以生动的论述。在这部著作中,这位著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以自我批判、悔恨的心情撰写种种事件。许多与这位学者同时代的人,以及年轻的作者,合作出版了角田顺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后一部著作是1962—1963年出版的若干日本大史学家的七卷论文集,仍然保持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勇于形成的概念所产生的新鲜感。这部论文集已有若干卷译成英文,最近出版的有詹姆斯·W。莫利编《中国的困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33—1941年》和《日本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日本突然爆发。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和满洲事变,1928—1932年》。用英文撰写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日本扩张主义思想的最佳专著,有马克·皮蒂著《石原莞尔》和迈尔斯·弗莱彻著《对新秩序的追求:战前日本的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
史学界有研究西方列强对中日冲突的反应的权威著作。关于美国的反应见多萝西·博格著《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关于德国的反应,见约翰·P。福克斯著《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关于英国的反应,见安妮·特罗特著《英国与东亚,1933—1937年》,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著《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年》和威廉·罗杰·路易斯著《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珍珠港事变前夕亚洲的英美外交已是一代学者热烈讨论的课题。主要问题是中国在造成日美之间的危机和最后终于爆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最近出版的专著,如彼得·洛著《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和戴维·雷诺兹著《英美同盟的建立》,提供了详细的分析。在这方面也值得提到的专著,有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的两卷多国合作的论文集《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所收的多篇论文,和伊恩·尼什编《英日疏远,1919—1952年》。
可惜,论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专著不多。这种状况部分地反映文献资料的缺乏,而且也反映学者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国共关系。几乎全部通过日本及西方史料来研究中国对外事务的反常状态,有朝一日将会得到矫正。同时,学者应利用这方面的已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专著,如吴天威著《西安事变》,以及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所收苏珊·汉·马什、易劳逸和入江昭的论文。关于近年研究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反应的日本学者论文编目,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战后日本之国际政治学》。
战时中国外交事务已再度倾向于由学者通过大国对外政策来加以研究。最近出版的书中有克里斯托弗·索恩著《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国、英国与对日本的战争,1941—1945年》,迈克尔·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和入江昭著《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年—1945年》。
由于美国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中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又由于中国问题在战后美国政治中引起的争论,战时和战后的美中关系成为一个特殊范畴。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是这个课题的开拓性研究专著,现在已由其他学者利用邹谠当时不能获得的档案文献加以增补,虽然并未完全取代。例如,见拉塞尔·D。布海特著《赫尔利与美国对外政策》,肯尼思·彻恩著《在中国的困境:美国政策辩论,1945年》,保罗·A。瓦格著《门户的关闭:中美关系,1936—1946年》,威尔马·费尔班克著《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实验》,和加里·梅著《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范宣德的外交考验》。美国战后对华战略已由学者充分研究,有多萝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斯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所收的论文,罗伯特·布卢姆著《限制: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由来》,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关系和承认问题的争论,1949—1950年》,和小威廉·惠特尼·施蒂克著《通往对抗的道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7—1950年》,所有这些研究专著都需要在战后亚洲国际事务的更大格局中叙述。这方面有用的专著有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唐纳德·F。拉奇和埃德蒙·S。韦尔莱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东亚国际政治》,入江昭著《亚洲的冷战》,和中嵨岭雄著《中苏对立与现代:战后亚洲之再考察》。
3。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止,史学界很少研究南京十年的历史。然而,从那时以后,南京十年已成为历史探究的最热门和最引起兴趣的时期之一,部分原因是对这个时期的解释争论激烈。1970年,薛光前编《紧张的十年: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专题论集,所收论文大部分是具有亲国民党的同情情绪的学者撰写的。那些论文研究南京十年的政治经济和教育诸方面,总的意思是国民党建立了国力的稳固基础。薛光前及那些论文著者认为,如果中日战争不在1937年爆发,中国就会成为现代繁荣的国家。于尔根·多梅斯在他1969年出版的巨著《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中,也有和薛光前的解释一样的乐观情绪。然而,多梅斯也坦率地提到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迅速地失去革命势头,不能博得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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