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联合政府”是1944年9月中首先由中共宣布的。此后，直到抗战结束后很久，联合政府始终是中共的谈判立场和宣传运动的中心，就像中共在改善它在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时心里想着内战一样。
看到史迪威被召回国和赫尔利前后矛盾的迹象，中共领导显然放弃了被美国承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国民党相互平等的可能性。到1944年晚些时候，周恩来拒绝返回重庆——这清楚表明中共认为与国民党谈判是徒劳的。1945年1月，他对重庆的短暂访问肯定了僵局已发展到比过去更严重的地步。
然而，甚至那个时候中共也没有完全放弃从美国获得军事援助的希望。曾经反复讨论美军在华北登陆作为进攻九州（暂定于1945年10月）的一个步骤。共产党人向魏德迈通报了山东半岛南北沿海根据地的位置。从1944年10月到12月，关于美国和中共采取相当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的零星讨论接着发生——显然赫尔利不知道。双方用过分的语言交谈。美国上校们暗示供应25000名以下游击队的全部装备不成问题，毛曾一度表示访问华盛顿的愿望，并愿让美国军官指挥其军队：“任何时候，不论是现在或将来，我们都乐于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会在美国将军的指挥下全力战斗而不附带任何限制条件……如果你们在中国沿海登陆，我们会在那里迎接你们，并置于你们的指挥之下。”①当赫尔利听到这些非正式会谈后，他立即终止了这种会谈，并要求全面调查。他觉得魏德迈的参谋部和他自己的使馆人员破坏了他本人在政治解决方面所做的努力。到1945年2月，当赫尔利与魏德迈返回华盛顿参与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磋商时，中共显然已不再对美国的承认和支持抱任何希望。至少在当时，国共谈判也停止了。
① 迪克西使团的最著名成员谢伟思猜想，这个名字来自歌词“他们所说的迪克西 的一切是真的吗？”迪克西当然是造反者一方。
① 赫尔利显然只接受罗斯福的口头指示，而且从开始就不受他颇藐视的国务院 的约束行事。他后来声称他的使命是防止国民党崩溃，支持蒋介石，协调蒋介 石和美军司令官之间的关系，防止经济崩溃，为打败日本而统一中国一切军事 力量，以及促进中国内部团结。见以下第13章。
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组织方面，战争最后阶段的最大事件是久已宣布但长期推迟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自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的黑暗年代以来首次这样的盛会。如我们已注意到的那样，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计划早在1938年初即已就绪，但由于“战时压力”而无限期推迟，并以1938年晚些时候的六中全会代替。七中全会也是近六年后在七大前夕才召开的。在此期间，毛已建立他的联盟，削弱或清洗了他的对手，而且发展了他那做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核心的思想。最迟到1944年末，毛泽东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而且是当前居绝对支配地位的中共领袖。如果他的同志中有人对这一顶峰存在疑虑，他们在公开场合也保持沉默。①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考虑的影响。从国际上说，欧洲和亚洲都迅速走向胜利，要求中共以最明确和最有力的形式提出它的战略方针。就国内而言，中共把第七次代表大会安排在与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在每一点上都提出一种与国民党不同的方案，并使重庆处于不利地位。一个竞争者的猛刺再度导致对手的回避和反击。这次“团结和胜利的大会”——被称颂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从1945年4月23日持续到6月11日，整整开了50天。在大会面前的主要工作如下：（1）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与此相应，确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分析和行动的指南。确实，这种精神笼罩着整个大会。这一点也明确地表现在几天前的七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虽然从这一决议放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看，它可能早在 1944年中期就已经起草了。这无异于是“毛主义的党史新版本，它将成为官方的正统观念……一个重要的过程—— 1935年前毛的正确路线的出现与斗争，以及遵义会议以来它的最初胜利和逐步的辉煌的发展”。①这一历史观点还体现在新的党章中，新党章进一步宣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如果说这些肯定的说法还不够的话，大会上还有许多留学生的自我批评，包括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王明。
（2）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作政治和军事报告，权威性地确定党的目前和未来的路线。毛的政治报告就是长而全面的《论联合政府》（以后经大量校订编入《毛泽东选集》）。这篇论文可以视为《新民主主义论》的继续，因为它阐述了中共对中国目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观点，与国民党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毛要求的联合政府实质上就是五年前所描述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府。虽然基调是统一，但它是国民党所不能接受的统一。确实，全国范围的联合政府的模式已经有了：“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毛还声称，履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保证，“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①然而《论联合政府》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细心地划了一条界限，并试图保留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在这一点上，毛为约一年来已在奉行的政策提出辩护：承认与国民党的竞争可能是政治的，或者是军事的，或者两方面都有。然而，该报告贯穿始终的调子是咄咄逼人的和挑战性的。毛并不排除谈判和妥协，但这不是主调。
（3）在刘少奇的长篇报告后，通过新党章。刘在报告中用过分的词句颂扬毛——“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以致有人猜测他或许并非完全发自内心。这个党章取代了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并沿用到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会，意味深长的是，当时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被删去了）。必然会反映毛泽东的优先地位的1945年的党章有好几处不同于原先的党章，②其中主要的是在全党以及党的顶层权力都更加集中。在顶层第一次设置了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主席。新党章还给农村地区更大的代表权，更强调党内民主，而且不再提到苏联和国际革命运动。1945年的党章与17年前的六大党章有很大的区别，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4）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44名正式委员和33名候补委员）和配备党的高层工作人员。正因为极少出人意料之处，这几处显得很突出：李立三排第15位，远居周恩来之上（第23位）；毛的意识形态专家陈伯达在候补名单中未超过第三位。或许由于与毛的冲突，彭德怀名次低（第33位），远低于他的军职可能令人联想到的名次；叶剑英（第31位）亦是如此。王明和博古是名单中的最后两名。①① 看起来似乎是，勇猛的彭德怀在七中全会上表示过这样一些疑虑。见怀利： 《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62页。
① 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61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5页。
② 这个概括依据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419—421页。
① 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292页。又见唐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附录50，第1081—1089页。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
在中国战争的最后阶段，苏联的作用主要是静观待变，而不是积极参与。只是到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投降前仅六天——它才突然并强有力地从隐蔽处出现在东亚的中心舞台。然而，这并不意味在中国的其他力量可以忽视它。相反，不仅中共，美国和中国国民党也都不得不把苏联放在他们的一切打算之内。在日本遭受两次热核打击突然投降前，美国官方的政策是尽快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这一态度构成了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上向斯大林靠拢的基础，并在迟至七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继续影响杜鲁门。但对抗和相互猜疑已在侵蚀同盟关系。
蒋介石的目标是阻止美国或苏联对中共的承认和支持。为了达到这一点，蒋的主要手段是向斯大林提供只有他才能给予的让步，以换取苏联只承认他和他的政府。不言而喻，在斯大林方面这一目标必须极谨慎地追求，在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1944年6月访华期间，这是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事。在三天会谈中，蒋一再抱怨中共口是心非，不听调遣，并断言中国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操纵。他极力主张“罗斯福出来担任中苏两国之间的仲裁者或‘中间人’”。华莱士极力主张中苏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之点应予解决，蒋回答是，允诺可以做“任何事只要无损中国政府主权”。罗斯福几乎有把握相信他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与斯大林探究中苏关系。他在给蒋的信中写道：“我欢迎你通过华莱士先生所表示的要改善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的愿望。你建议让我斡旋安排一次中苏两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我们正在认真考虑。”①这些想法是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的秘密会谈中的重要部分。罗斯福实质上正在用中国的让步诱导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他觉得他这样做也是对改善中苏关系做贡献，是正当的。蒋曾表示他需要改善中苏关系，并愿为此付出代价。做为回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