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160页。
③ 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第268页。
① 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96—297页。
② 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在《大学令》中，“宗旨”在1917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671页。
① 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第647页；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1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0—271页。中国共产党对北 京大学校史的看法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
③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473—474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 的忠告相反，引用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 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 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 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 斯集》第55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6—279页。1920年北京大 学成为中国第一所聘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 当时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有哲学教授胡适和沈尹默，语录学教授钱玄同，英 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法，而俞同奎讲授 化学。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80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1—296、297—298页。
③ 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第136—137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6—297页，和蔡元培任北京 大学校长时的自述，同上书，第276页。
① 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57、64—65页。
②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83页。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1卷，第101页。
①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页。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7—9页。南开学校师范班在1906年停办，所以 只有一届师范毕业生。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 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③ 同上书，第8—9、10、13—14页。
① 同上书，第14—15页。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 形成鲜明的对照。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17页。
③ 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① 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6—67页。丁致 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比较《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
② 《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8页。
③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④ 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11—12页。
① 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531—533页，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6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 10卷，第11章（柯文著）和第12卷，第3章（费维恺著）；又见威 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年》；和 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 转换时的中国》。
② 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65页。
① 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② 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8卷第1—2期（1921年1—2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103页。
③ 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 教集会和课程不感兴趣，只有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④ 属30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30—333页。
①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3 辑第4卷，第728—733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 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 年7月），第395—416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关于详细情 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关 于反教会运动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 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年）。
②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① 1927年北伐期间，青年军官们告诉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师，一打完仗，中国将 “注意收回教育权”。戴：《之江大学：简史》，第56、59—60页。参阅卢茨：《基督 教院校》，第225页。
②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49页，《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 年12月）上蔡元培的发刊词。
③ 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年）。
① 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第297页。
② 罗杰·S。格林：《科学教育诸方面》，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1页。
③ 中国科学社9名创办人中有4人（包括胡适）起初曾在农学院学习。9人内有任鸿隽（1908年曾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在美国攻读化学前曾于1912年在南京协助孙逸仙）和杨铨（1909年在上海一所新学堂时曾经是胡适的学生，以后在 美国攻读工科前也曾于1912年任孙逸仙的秘书）。
④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94—95、169页。
①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216—226页。
② 迈克尔·亨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再评价》，《亚洲研究杂志》第31卷第3期（1972年5月），第539—559页。
① 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第210—212页上的数据。
②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关于该校1949年前多达500 页的校史，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
③ 刘师舜：《一九二○级在校时代之清华》，第3—4页。
① 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在中国》第5章，指出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军事 当局之间派系纠纷的极端复杂性。1921年6月3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师 欠薪数月后，学生和教师示威游行到总统府请愿，被开枪驱散，多人死伤。《教 育杂志》第13卷第7期（1921年7月20日）第2—4页报道了这一事件。 在运用美国自由派理想于革命中国的道路上的困难，可从一系列著名的 传记研究中看出：W。J。迪克：《蔡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劳伦斯·A。施奈 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贾祖麟：《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费侠莉：《丁文 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 的困境》；斯蒂芬·N。海：《亚洲东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尔与他在日本、中国 和印度的批评者》；又见R。W。克洛普顿和欧俊臣（音）编译：《杜威在华讲演 集，1919—1920年》和孟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② 陈之迈：《求学与治学》，载《蒋廷黻的治事与生平》，第19页。
①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年9月接任校长时的讲话），载《逝者如斯 集》，第7页。
② 《逝者如斯集》，第9—10、11、12页。
③ 原文只列出9人，所缺一人为郭秉文——译者。
④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页。
① 同上。以后增补进董事会的有在近代中国教育及文化发展中同样知名的人 物，其中有赵元任、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蒋廷黻和翁文灏。
② 任鸿隽后来回忆，自1918年从美国归来后，“我坚持使同胞知道科学的重要性 ……如今有了这个有赠款维持的机构，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25年”项下）。1929年他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董事。
③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4页。马戈·S。 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年》，《现化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68页。
④ 1981年8月15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叶良材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财务秘书（1932—1978年），助理司库（1935—1978年）和理事（1962—1978年）。
⑤ 任鸿隽：《五十自述》，“1925年”。
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① 例如，1922—1923年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