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目击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知识分子）对农民处境更加关心？（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比例如何？）当许多目击者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时，我们所知道的占压倒多数的事件也发生在江南（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②内地，特别是西部的省份，很少有报道；而在这些省份，专区和县远离省会，情况更是如此了。
杨庆堃曾进行一次统计分析，不是对民国时期，而是对19世纪（1796—1911年）。①对那一相对长的时期，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农村的骚动，也包括数量更多的城镇风潮和冲突，土匪活动，以及为帮助政府满足军费开支而筹款，更不用说与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有关的1600起事件）。对于民国时期的史学家来说，把可与杨庆堃所分析的6643起事件和群众行动（也就是说每年平均58起）相比的每年的总数加以比较考虑，并非不可能。然而，如果不确定的结论少一些，在某些情况下重复的结论少一些那就好了。一方面是他的雄心勃勃的课题②谨慎而有争议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他的关于家庭、乡村和宗教的名著的非常有价值的发现，这二者之间存在鲜明的对比。③罗伊·霍夫海因茨所作的“生态学”研究的令人失望的结果，与这位历史学家用传统方式研究④所提供的大量信息储存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同样有说服力。当然，本章所用的定性方法本身也会有主观主义之类的明显弊端，但这样的方法至少不会显示出一种名为用科学方法确定的，而实际有可能导致错误的貌似真理的外表。
① 见乔尔·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经济和社会变革 的压力》，第89页上的图表。
① 参看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抗税抗租26起 （第3辑，第1021—1023页），与盐税有关或盐工造成的风潮24起（同上，第 1023—1025页），与水和水利工程有关的纠纷21起（同上，1026—1028页）， 与土地有关的纠纷6起（同上，第1026页）以及抢劫27起（同上，第1031— 1032页）。又参看全在1934年发生的与盐有关的风潮43起（《中华日报》， 1935年4月4日），以及同年发生的分属其他六类的事件一百余起（《中华日 报》，1935年2月27日；3月6、13、20、27日；4月18和25日）。这些表 的另一缺点是，尽管它们所含信息稀少，却有时提醒人们是否应当怀疑甚至 拒绝某一特定事件或风潮的分类。
② 例如，1932年5月11日至6月10日江苏无锡县抢劫25起；两周内（1934年 7月25日至8月8日）浙江东北部嘉兴县王店镇一地抢劫40余起。分别见冯 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B/ 1070，附件5；又仅在1932年夏陕西省田赋风潮70起（《中国农村经济资 料》，第2卷，第413页）；牵涉佃农的事件197起，大多是1923—1932年间 在江苏和浙江发生的，也就是说在跨南京10年和以前10年时期，见蔡树邦： 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东方杂志》，第30卷第10期（1933年5 月16日），第26—38页。也应注意抢劫和其他重要性小的事件，因为资料只 提到抢劫和小事件在某时某地（如1932年5月和6月在浙江和江苏的蚕茧 产区）“很多”乃至“几乎每日发生”，几乎无法估计其次数（《中国近代农 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0页）。上面提到的王店的40起抢劫和无锡的25起抢劫证实抢劫具有“几乎每日发生”的性质；而后一资料只表示1932年5月 11日至 6月 10日间在县里发生的少数劫案；大多数劫案在报纸上没有报道，所以没有记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①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1—1022页。关于苏州抗 税，见本书第6章第1节。
② 一位资料编集者很公正地提到，素有中国“天堂”美称的江、浙两省的劫案 记录数只不过表明江苏和浙江的新闻界优于其他省的新闻界。（章有义编：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2页）。
① 杨庆堃：《关于19世纪中国民众活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载魏菲德和卡罗 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174—210页。
② “它企图用计算机处理过的历史数据作为一种探索手段来辨识民众活动事件 的量值和构形……”，杨庆堃：《关于19世纪中国民众活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 式》，第174页和注1。
③ 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一个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村 庄》；《中国社会的宗教》。
④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 1923—1945年》，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3—77页；《大 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在 农村的中国共产党人，1923—1927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6 年）。
自发的抗租抗税
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纠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记载的非共产党的农民活动中，抗租是个受到重视的范畴，因为它最能表现被剥削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抗租有时被单独提及，有时领先于文献根据更充分，但在社会性上却较不纯的抗税范畴，在档案馆和汇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事实导向夸大佃农的反抗。在民国时期这种反抗增多了，但仍限于少数，它引起的争端和对抗，多于真正的风潮。
在真正的风潮中，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冬至1936年春骚扰苏州附近乡村的那一次。那里为数众多的非在乡地主——其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土地位于何处——以及一些在乡地主有委托催甲收租的习惯，由于催甲的腐败和勒索，他们为人们所痛恨。①然而，古老的催甲制度并不是引起暴乱的唯一原因。它是由连续两季歉收引发的。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地主们决定1935年不向派来评估灾情的现场“灾情视察员”报灾，特别因为佃农们上一年曾同那些上报灾的人进行过斗争。县政府曾因此要求所有的佃户自行“申报灾情”，但地主们怀疑灾情被夸大，于是他们以他们计算的容许的减租额，自行削减了佃户申报的损失总数。引起佃农不满的另一个原因与用实物折合现金交租有关：恰在地租被固定前，苏州一担稻谷的价格从8元跌至7。5元，结果佃户们被迫多交1/16的稻谷，而表面上地租并未改变。引起佃户们愤怒的第三个原因是度量衡的改变（一老担如今等于1。6新担），这引起佃户们误解，他们误认为增加了地租。
风潮始于1935年11月，当时在歉收最为严重的一些村和区，官员们开始试图收租和逮捕欠租的佃户。在要求减租的请愿失败后，数千名农民要求释放被捕的佃户，包围并捣毁了当地的警察所（警察开枪打伤了几名示威者），还焚烧催甲的住宅。在1936年的头几个月中，冲突和纠纷（持续的时间都没有超过2天）再次在吴县（苏州的县）①的几个区发生。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4月底，在官员们试图没收种子来抵地租几天之后。这些造成双方都有死亡的事件的结果是，县长试图恢复平静，宣布延迟交租并作了有限的让步：在最严重的歉收地区减租20％，取消对未及时交租的佃户的罚款等。但是，农民同警察的冲突，仍持续至5月和6月。②苏州这些风潮的第一个特征是缺乏准备。反抗者似乎没有战略，反抗形式（始终是抗议，请愿和宣传与暴力冲突交替进行）也没有任何可识别的进程。确实，我们在这里所了解到的，只是一次次的爆发蔓延开去，并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在收租时节，然后是播种时节）。第二个特征是，一次次爆发的怒潮，是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偶然事件引起的：“灾害”（歉收）或地主拒绝无条件接受灾情申报，当地的粮食价格下跌以及度量衡制改变。在租佃的原则方面并无异议，只是反对突然改变现状。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是，在佃户与地主之间的这次冲突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抗税风潮一样，人们攻击了官员或其下属和公共建筑。村长或保甲长和当地的公安局，和催甲一样，是暴力行为最经常的目标——远超过地主本身，而这些地主并不都是非在乡地主。佃户们对士兵下乡催租感到愤怒。军队的干预是地主们求助、抱怨、有时是要挟（“如果我们收不到租子，我们就交不了税”）的结果。但是，剥削者与当局之间的勾结在佃户中所激起的愤怒几乎完全转向了后者。于是，抗租骚动——被认为是典型的社会性反抗——更多指向当局，较少指向富人。
至少在一个省，即浙江省，当局和地主之间的紧密关系出现了短暂的动摇。在浙江，在国民党政权最初几年的短时期里，当地的国民党代表曾试图保护佃农的利益，这项政策使佃农同地主之间的纠纷增加了。由于这一不幸的插曲（在这唯一由当局进行土地改革的省份，这项改革失败了），我们获得了阐述有关佃农问题第二点的重要证据：虽然风潮和叛乱是罕见的，但纠纷和诉讼却并非如此。尽管纠纷和诉讼很少恶化为暴力行为，它们却阐明了地主与佃户之间关系的性质。很少有例外，只有地主表达他们的观点，然而，从他们常常是冗长的反诉中，我们却得以抓住双方争执的原因。
政府决定减少地租25％，引起地主多次抱怨和请愿。他们一般不愿说出自己的身份，而常署名为“国民”，甚至直截了当地自称“野农”，或“县农民代表”。①有一些请愿书声称有几百人签名，其中肯定有一些是地主的代理人、亲戚和狗腿子，因为在这个区，地主的人数可能少于请愿者的人数。另一方面，另一些申请书只有当地乡绅的例行代言人（区长、副区长和民团团总等）的签名。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