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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种程度上将公民个人置于首位，在何种程度上将个人所属的集体置于首位，一直是以中国和西方价值体系之间的公认的文化差异为基础的一种选择。这或许可以看作一个需要强调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可是它仍然未超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国政治生活中人民——名流和各种普通人——的作用问题。就这样的广义而言，“民主”问题，不管如何界定，都是中国革命日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同类的倾向，即在政治活动中，政府渗透到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中去的倾向，是从晚清继承下来的。中华民国面临重建强大国家和扩大民众参政之间的久而未决的关系问题。①这种紧张状态又因年轻的共和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而加剧了。
① 19世纪王朝衰亡的循环理论，或以朝廷失控及由此而引起腐败和混乱立论， 或以伴随地方军队兴起而来的权力分散立论，见于梅谷：《19世纪中国的地方 主义》（斯坦利·斯佩克特，《李鸿章和淮军》一书和序言），和萧公权：《农 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501—518页。以传统的分裂和近代的再统 一立论而对20世纪中国政治所作的解释，见于詹姆斯·谢里登：《分裂的中 国：中国史的民国时代，1912—1949年》第1章。在易劳逸提出了从政治文 化理论引出的类似的框架，见《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 1937年》，第vii—xiv、283—313页（又见本书第3章）。19世纪名流侵犯地 方政府权力和20世纪政府竭力把行政控制伸到村级的关系密切的理论，见孔 斐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和本书第7章。
① 见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 民》；孔斐力和苏珊·曼·琼斯在《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 年）第xiv页上的《导论》，论述了“中央政府官僚（国家）和地方政制（社 会）的关系”。
② 希拉里·贝蒂：《代替反抗的抉择：安徽桐城个案》，载史景迁和小约翰·E。 威尔斯编：《从明到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区域和延续性》，第242—243、 256页；李成珪：《顺治朝的山东：地方控制的建立与士绅的反应》，《清史问 题》第4卷第4期（1980年12月），第19—27页；第4卷第5期（1981年6 月），第13—23页。
① 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2章，及格罗夫和周锡瑞编：《从 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12页所述河地重造的理论。其他作者从不同方面 强调农民造反或很少注意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者利益的平衡。见格罗夫和周 锡瑞书中（第404—412页）关于土地所有和田赋改革的其他引文。
② 费正清和邓嗣禹：《清代行政：三项研究》，第23—28、44—48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6章；吴秀良：《中国的下情上达和朝廷 控制：上奏制度的演进，1693—1735年》。
③ 马德琳·泽林：《豁耗归公： 18世纪中国实行财政改革合理化及其限制》（加 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90—132、348—467页。
①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10页；瞿同祖：《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第39、 59—60页。
② 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年》，第80、131页。
① 白彬菊：《朱笔：清代中叶的军机处上奏制度与中央政府决策》（耶鲁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1980年），第296—308页。
①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第457页。
②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第462—463、472页；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442页。
① 关于镇压风潮的一个事例，见威廉·T。罗：《晚清·城市的造反及其敌人： 1883年汉口密谋》，《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集（1979年），第71—111页。 更概括的著作：威廉·T。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 1889年》。
②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见孔斐力：《太平军叛乱》。关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见玛 丽·兰金：《中国名流的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浙江省，1865—1911年》。关 于在长江中游的类似过程，见罗：《汉口》。
③ 埃德温·O。赖肖尔和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第311—313页。关于 强调士绅破坏性的和谋私的行为的地方官绅关系的资料，见萧公权：《农业中 国》。士绅的地方政治社会作用的构成因素的概要，载魏菲德：《中华帝国的衰亡》。关于中国学者对地方控制和自治问题的见解，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载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57—298页。
① 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第251—259页，第7章；罗伯特·韦 斯：《太平军造反前夕地方政府的灵活性》，《清史问题》第4卷第3期（1980 年6月），第17页。
① 关于这个过程，见兰金：《中国名流的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第2、6章。关 于丁日昌，见乔纳森·奥科：《中国地方官僚政治改革：丁日昌在中兴时期的 江苏，1867—1870年》，第143—144页。奥科提到同治中兴期名流改良主义 和官僚改良主义在地方层次上的竞争。士绅干预征税和在征税上的斗争，见 詹姆斯·波拉切克：《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载魏菲德和格兰特 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44—245页；宗源瀚：《颐情馆闻过 录》第3卷，第6—11页；《桐乡县志》，第6章。
① 见《申报》， 1878年6月8日，第4版；1878年7月20日，第1版； 1878年 12月4日，第3版；1879年2月21日，第3版；1879年8月10日，第3版； 1879年8月14日，第3版。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内部的鸦片战争》，第2章。
② 关于地方军队，见刘广京：《对中兴的透视》，《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477— 490页；及刘广京和R。J。史密斯：《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剑 桥中国史》第11卷，第202—211页。
① 关于清议的政治意义，见玛丽·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19世纪末叶中 国的清议》，《亚洲研究杂志》第51卷第3期（1982年5月），第463—477页。清议对决策的影响，见易劳逸：《清议与19世纪中国政策的形成》，《亚洲研 究杂志》第24卷第4期（1965年8月），第609—611页。
② 关于条约口岸的设立和与此有关系的人，见费正清：《中国沿海通商与外交：开放通商口岸，1842—1854年》，各处，第394—398页；柯文：《传统与现代 之间：王韬及晚清中国的改革》；又蔡荣芳（音）：《买办思想家的处境：何启 （1859—1914年）和胡礼垣（1847年—1916年）》，《现代中国》第7卷第2期 （1981年4月），第191—225页。
① 关于戊戌变法，见张灏：《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汤志钧：《戊戌变法 史论丛》。这种解释采自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第470—472页。
① 《义和团》第4卷，第171—172页。
② 关于清政府的维新方案，见市古宙三；《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7章。
③ 关于辛亥革命，见M。加斯特：《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9章。
① 立宪运动的主要著作是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张玉法：《清季的立 宪团体》。又见张朋园：《省谘议局：1909—1914年政治参与的出现》，《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年6月），第 273—299页。对清代 最后10年名流作用的解释，有周锡瑞关于“城市维新派名流”的理论（周锡 瑞：《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3章）和芬彻关于自 治和民主的重大运动的叙述，这一运动是通过省谘议局表现出来的，以旧的 社会经济变革为基础而由清政府的维新措施引发（约翰·芬彻：《中国的民 主：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1905年—1914年》）。关于在国家、 省、县级扩大政治权力，为官员和名流提供扩大政治作用的余地，麦金农提 出了不那么具有竞争性的描述（斯蒂芬·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 治》，第10—11页，结束语）；而市古宙三认为士绅以保守方式适应政府或革 命者提出的动议，只是维持自己的权力（市古宙三：《士绅的作用：一种假 说》，载芮玛丽编：《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08页）。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名流团体在浙江内核地区激增的现象，在肖邦齐：《中 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59—74页有详细论述。关于 中国对地方政府一般看法的基本历史观点，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 治》，载魏菲德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第257—298页；又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关于政体的种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集（1979—1980），第1—18页。
① 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及光棍》，第261页。
① 谢文孙：《1911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暴动和市场等级制度》，载伊懋可和史坚 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138—141页。
② 先驱者政治讨论的广度和多样性，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近代中 国及其革命过程》第1卷《对传统秩序的反复挑战，1850—1920年》中有论 述。
③ 关于中国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学者官僚统治社会）的分析，见白乐日： 《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6页；也见芮沃寿的序。 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