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总是在思考他们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他们的利益：“我公手创共和……素以恤商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①虽然孙逸仙强调，内债是由北京政府安排的，广州不承认它的合法性，银行家们却不愿卷入政治争论：“当时南方政府承认与否，以及北京政府发行该项公债时之用途如何，人民未便过问。关余既系整理公债基金之重要部分，无论何方，稍涉牵动，人民血本所关，均不能予以承认”。
孙逸仙的共产党盟友站出来帮他说话。他们为他的政策辩护，力图提高争论的层次以开导资产阶级，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来发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对比：“孙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权……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的主权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①但是中国商人却宁愿向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呼吁，请他“维护公共信用”。②如果说临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极限，那么关余事件则表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限度。在这一事件中，孙逸仙遭到强大的现代资产阶级——租界里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他们是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但是传统的城市精英们的敌对情绪也同样强烈，在几个月以后的广州商团冲突中达到了顶点。
孙逸仙在1922年被驱逐出广州，次年初，在云南和广西雇佣军的帮助下返回。这时他所建立的军政府很弱，不能控制那些保护他但同时也无休无止地向他要钱的将领们。出于财政上的需要，孙逸仙设法与广州商会谈判贷款100万元。他征收许多附加税；允许重开赌场，将赚得的钱交给他的雇佣军；还掠夺祠堂和几处维持宗教或地方团体的“公共”产业，以及被他“国有化”了的一些私营企业。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内增加了三倍，在1923年达到900万元。但是这种程度的剥削使全市每一个债权人和所有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给予过他宝贵支持的富有的广东海外华侨，群起而反对他本人、他的政府和他的雇佣军。他们感到，自从孙逸仙返回广东以来，土匪和游民就像蚂蚁一般地蜂拥而至。怎么还能希望任何人会为祖国的工业发展而投资呢？“他还不如把钱扔到太平洋里”。①孙逸仙和当地资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1924年，商人和经纪人拒绝接受当局发行的期票，日益频繁地举行罢市，并呼吁商团给予支持。
在商会的建议下产生或者复活的商团，在广州迅速发展。1923年末商团有13000余人。其经费由各个企业负担，有的企业供养民兵30余人。②这一民团网络遍布广东省百余个城市。1924年6月，所有这些“志愿兵”结合成一个省商团，由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的兄弟陈廉伯指挥。陈廉伯把这一运动与保护当地利益联系在一起：“内地交通常被阻绝，贸易屡被中断，原料不能运抵市场，投资遭到损失，我们对此感到厌烦……广东新商团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支无党派的地方自卫部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必须依靠自己……为共同防卫与自治而一致努力，这是以后考虑并实施其他同样有益政策的一个开端”。③广东商人在1924年提出的要求重复了区域自治的主题：将城市治安和金融管理交还给行会，并取消苛捐杂税。因此，这些商人民兵组织所体现的思想与政治倾向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孙逸仙的政府在1923至1924年间迅速激进化却突出了他们的保守性。
商人们对广州当局的贪婪和一意孤行的反抗，与全国范围的地方社团和商会反对军阀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孙逸仙虽也常使用军阀的手段，他却不像那些军阀。自从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以后，他的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1924年五一节，孙逸仙继续庆祝中国工人和资本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同盟。但是与此同时，由廖仲恺召开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职工参加商团，并且为工人申请并得到了组织自己的自卫民兵的权利。
以商人组织为一方和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之间于1924年夏天爆发的冲突，澄清了在自治口号中潜在的不同选择。保护地方权益的斗争一旦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它就显得只不过是保护那些精英们。口号中经常提到的“人民”，只不过是少数债权人。正如上海资产阶级在1912年拒绝为自己的国民政府的建立提供经费一样，1924年广州资产阶级也拒绝为统一全国的北伐承担费用。但是广东商人对孙逸仙的计划的反抗，却因他们对他的亲共亲苏倾向深恶痛绝而加倍强烈。1912年南京共和政府的失败，只反映了它社会基础的狭小与孙逸仙的全国性雄心不相称，1924年广州政府与商人间的斗争所导致的武装冲突，却具有阶级战争的全部暴力特点。
城市精英们失去了他们在保卫自己利益中一直加以利用的群众支持，不得不向外国人求援。广州商人在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海关内为订购、付款和进口武器以武装商团军而建立的广泛关系网，以及进行的狡猾阴谋，实在惊人。大量武器的流入很自然地导致了最后的对抗。1924年10月15日政府军粉碎了商团，广州西部商业区西关被纵火焚毁并遭到抢劫。
在中国，保卫自由和保卫地区特权是一回事，因此与省的自治相联系而爆发阶级斗争，就不足为奇了。被共产党历史学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商团证明，资产阶级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其地区利益的重大利益非常执着。但是不论1924年粉碎商团这一事件的意义多么重大，它还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在次一年，当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爆发时，资产阶级和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上升到全国性的规模了。
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样，1925年的五卅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它开始于一个地区性事件：一名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的罢工工人之死和对悼念他的示威游行的血腥镇压。它迅速蔓延到中国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事件于6月12日在汉口爆发，6月23日在广州爆发。它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的结果，是条约强加的统治以及租界行政管理的结果。
由总商会于1925年6月提出13条要求，作为北京政府特派员和外交使团代表之间谈判的基础，除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和赔偿牺牲者的损失以外，还提出以下要求：将会审公廨的司法权归还中国（第6条），中国居民派代表参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9条），将越界所筑之路归还中国当局（第10条），取消关于扩大港口权限和检查权的法令的计划（第11条）。但是示威者和中国报纸（特别是此时在工厂、学校和军队中获得了很大成功的地下报纸）①却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向英国和日本宣战。
行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5月31日上海开始的总罢工持续到6月25日。罢工扩大到其他城市。在广州持续了6个月。同时还举行了抵制日货后来又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一抵制引起了学生和商人之间常见的冲突。
也和1919年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最后变得明显了。一方面是温和派，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他们只把大多数组织提出的17条中的13条呈交当局：在转手的过程中，他们将关于工会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撤走外国军舰等条款删除。另一方面则是团结在上海马路工会和商业公团联合会中的激进分子和在6月7日为统一行动而组成的工商学会中的好斗分子。
1925年运动的特点，是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由列宁主义式革命政党领导的强大工人运动。1925年在上海组成的由共产党员控制的总工会，将117个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会员达218000人。这是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力量。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干预，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对话（或者对抗）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内的力量对比。
1925年在华的外国侨民害怕了。自义和团危机以来，他们还不曾经厉过如此严重的惊慌。但是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厂陷于瘫痪的罢工，却不能用国际武装力量的讨伐来解决；他们所要求的是谈判和妥协。各外国商会、各外侨联合会、上海万国商团的官方报纸（特别是《字林西报》，它不久前还一直在反对华盛顿会议“荒谬的宽宏大量”），从现在起都极力表示同情中国的要求，①并更频繁地与中方保持接触。在上海，他们的享有特权的商务关系人自然是总商会的领袖们。为了和这些人结成联盟，外国人愿意归还会审公廨，承认中国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权，并答应逐步重建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由于工人阶级的干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效力，而资产阶级也终于得到了他们自1905年以来一直不停地要求得到的东西。
如果外国侨民打算通过这些让步来取得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措施只有一半是成功的。他们在7月16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和副会长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这两人却受到他们受银行家宋汉章影响的同事们的抵制。①而且，虽然在达成协议之后，虞洽卿以最热烈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感激与热情，商会会报却对此事另有看法：“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不能感谢或赞扬他们”。②1925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分裂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合会的激进的店主。这一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