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约翰·勒斯特：《苏报案：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早期的一段插曲》，《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7。2（1964年），第408—429页。
1911年：不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
1911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让我们首先抛弃一种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1949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他们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1911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地描写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想成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极其广泛地将资产阶级定义为除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之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秘密社会和各种武装集团的头子们在内。这些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这种看法是不相容的，这样会把资产阶级等同于基本上属于农业的和带传统性的统治阶级。①如果根据更严格的定义，将城市资产阶级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的阶级，那么它显然在1911年的事件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这第一次革命——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越出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它的控制。②在这次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这一局势为自己谋取好处，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它成功地取得了对它的基本利益的尊重，但除了在局部地区以外，却未能夺取到权力。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它仍然在资产阶级的命运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有人评论这第一次亮相说：“当前的革命清楚地指明了强大的商人阶层通过商会这个中介采取行动所表现出的影响和稳定”。①但是在这一特定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现代经济还很不发达，并且大部分掌握在外国资本集团手里。资产阶级的社会界限还不明确：它因和官僚集团重新言归于好而增强了力量，但却削弱了它的独立性。那么，它的政治作用的重要性是从何而来的呢？
1912年，农商部列举了794个主要和次要的商会，计有196636个会员。②由于商会的会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为数众多的由个人代表的社团、同业公会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者通过他们指定的代表——人数显然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如果连家属也算在内，商人阶级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至200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0。5％。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数目就比军官（17000）、③学生（30000）、归国留学生（35000）、④官员（50000），甚至比上层绅士（200000）⑤都多得多。商会多达794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全国。由于上述原因（发财致富的新机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数最有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条约口岸，尤其是上海——这些人最直接地参与现代社会。虽然在全人口中只占少数，商人阶级却是统治集团中人数最多的阶级之一。和绅士阶级联合在一起，这个阶级主要指占主导地位的条约口岸新的现代化中国的精英。
在那个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打算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也可看作一种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现象。这个阶级的出现正值自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在全国传播，在18至19世纪的西方，这些思想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由青年知识分子和部分新军军官介绍进来的思想体系（不是没有歪曲和遗漏）的继承者，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将这种引进的意识形态与本国的实际联系起来。反清领袖们所宣扬的民主、宪政和民族主义正与资产阶级的愿望吻合，使他们急速觉悟的过程相应地加快了。
资产阶级十分活跃地支持反对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同样从他们的支持中得到好处。当意识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的时候，当纲领的模糊不清尚待著名人物的影响来弥补之际，资产阶级表现出迟疑不决是不足为奇的。在下层资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与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在这里，也像在许多其他领域里一样，私人关系在起作用，因此，反对派的领袖们在频繁旅行中和商人阶级建立联系就很重要了。不过在革命前夕，改良主义似乎为大陆上的资产阶级所拥护，而移居海外的华侨则表现得更激进。在条约口岸里的企业总是密切地和绅士阶级结成联盟，与他们一样信仰真正的社会保守主义，并无疑对整个中国的局势抱更现实的观点。通过商会，商人们在立宪运动中甚为活跃；1909年他们被选入省咨议局，1910年又参加了争取召开国会的斗争。①海外华侨梦寐以求的是用建立最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组织的方法，恢复祖国的国际威望。香港、横滨和新加坡的华侨首先从财政上支持孙逸仙的活动。1905年孙逸仙被知识界和军界接受以后，他和商人们的牢固联系仍一如既往。当然，海外华侨参加反对派中的激进派这一事实，不可强调得太过分。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能赢得他们的海外同胞的理解，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财政援助。此外，在清朝政府的最后几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们也在海外找到可贵的合作者，如富商张弼士从新加坡回国，帮助盛宣怀发展国家的铁路系统和建立商部。①而中国境内条约口岸里的商人们虽然参加了宪政运动并支持改良政策，却也并不妨碍他们在时机到来时转而投身革命阵营，支持起义，并管理地方事务以等待新政权的建立。
商人与革命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是由军界发动的。商人们并没有直接参加，虽然他们促成了导致革命爆发的局势。1911年春夏震动了四川省的反对铁路国有化风潮，得到了重庆和成都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积极支持。是年10月，武昌商人迅速地起来支持军队的起义者。10月12日，起义者向商人提出保证，宣布：虐待商人者，斩；妨碍商务者，斩；企图关闭商店者，斩；促进贸易者，赏。②作为对这一保护的回报，商人们参加维持秩序，并组织民兵搜捕抢劫犯和纵火犯，商会会长甚至被任命为治安负责人。商会立即向起义者贷款白银200000两。
在上海，资产阶级与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义以后，而是在以前为它铺平了道路。①1911年4月，商人们与同盟会领袖陈其美、朱少屏，银行家沈缦云建立了联系。沈缦云是新成立的爱国组织中国国民会的正式代表，他还是商务总会的一名董事和上海华界（即租界以外由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区）自治公所的成员。同时，对1906年建立的商团进行了改组，将其置于统一的领导之下，原来估计为350至700人的有效兵力，在 1911年 11月初增至 2000。至少在政治上与公共租界的志愿兵中的“中国连”相联系的这一上海国民志愿队，交由华界自治公所的首领李钟珏（平书）指挥。李属于当地绅商精英中的官僚派。不过在上海，精英们组成了统一战线。②不论他们的出身是商人还是文人，居住在租界还是华界，似乎都同样地同情革命。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和爱国心是不是足以解释这种一致呢？人们是不是也应该承认起带头作用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组成的精英组织的作用呢？他们顶多只有几十个人，却领导着商会、商团和华界自治公所。由于陈其美和李钟珏经常在由沈缦云出资经营的革命报纸《民立报》报馆会面，武昌起义之后两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商团控制了城市，华界自治公所使当地警察保持中立，商会答应给革命者财政补助。③当陈其美在11月3日击败了清政府的守军并占领江南制造局以后，上海宣布共和。
在作为辛亥革命特征的中国人民团结精神大爆发中，各省市的情况是不同的。整个资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根据公认是一种例外的上海经验来作出正确的判断。在广州，10月10日起义的消息最初只不过促使两广总督张鸣岐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宣布在内战中保持中立，并加强省的自治。他的计划得到绅士阶级的支持，却遭到商人的反对，他们于10月29日在爱育善堂集会拥护共和并宣布广东独立。①但是商人们却不能将他们的决议付诸实施；直到11月9日张鸣岐才在革命力量的压力下离开广州，将权力移交给同盟会的代表胡汉民。因此，尽管广州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广州的商人在这次革命中却只起了有限的作用。分裂是他们软弱无力的原因。商会不能支配其下的72个行会和9个善堂，不能成为整个商人阶级的代言人。这又是经济现代化的缓慢步伐阻碍了城市精英的团结一致。面对坚持其特权和传统利益的绅士阶级，商人们只构成一个重要性不大的孤立集团。
因此，商人们所扮演的角色在各个城市里是不相同的。在新近才移民垦殖的东北地区，他们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只满足于保持秩序和采取“等着瞧”的态度，而在内地各省，例如湖南，竞争只在军队、士绅和秘密会社之间进行。在沿海地区，如山东、浙江、江苏，或者在长江中游的大条约口岸如汉口，资产阶级比较活跃。
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在起义中都不是带头人。它只满足于根据自己的力量对其他集团造成的当地政治局势作出反应。即使在上海，它也只扮演了赞助的角色。不过无论如何，它毕竟以同情的态度满怀自信地欢迎革命。革命事件并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经济危机。交通受阻和流动资金短缺只导致了暂时的工商业活动衰退。但没有发生恐慌； 12月中旬，上海就开始复苏了。
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强调资产阶级固有的内在矛盾，具体表现为他们站在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