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罢工对工商业起了消极影响。11家中国银行（包括两家最大的）在11月19日的结算日无力结算。中国的工商界领袖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甚至威胁说，如果不对两项要求作出答复，将举行罢市；两项要求是：在没有工会干预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员直接谈判增加工资问题；纠察队不得进行威胁。政府的答复是成立调解委员会，国民政府、国民党、商会和总工会各派两名代表。委员会将调查上涨的生活费用和工商界支付增加的工资的能力。一批政府领导人从广州取道南昌于12月11日来到，很快设法成立更有秩序的政府。但是，分裂性的经济力量已经起作用了，最后促成了武汉政府的垮台。②群众在革命中最具戏剧性和最不祥的参与，是新解放几个省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在北伐开始前，广州农民运动总部知道的情况是，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只有161个协会和43423名会员。六个月以后，在1926年年底，共产党的农民运动领袖声称，单单遍及湖南和湖北两省91个县的参加协会组织的农民就超过了150万。这类数字不可能确切，但它们说明了能够全力投入这个阶段革命的少数几百名干部进行组织的狂热。①在国民党军队来到前已经偷偷摸摸地活动的当地共产党员，现在能够在政治军官的帮助和保护下公开组织农民了。在农村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间，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其中65人是湖南人、湖北人和江西人。10月初期，另外85人毕业于毛泽东指导过的那一期。地方的组织者知道贫苦农民的苦难，他们掌握了宣传口号和组织技术的全部本领。在湖南，他们首先集中力量征募农民帮助革命部队，然后着手吸收他们进入协会和自卫队。在一开始，他们并不着重农村阶级斗争，而是强调贫苦农民的利益，办法是开仓，号召减租减息，重新议定租约，通过禁止从一地向另一地运送粮食以降低粮食价格。这类政策只能激起权势者的激烈反对，湖南的农村很快就卷入冲突。“土豪劣绅”连同大地主和“贪官污吏”，成了打击和侮辱的目标。他们的财产应予没收，而在可能时，这类财产是被没收了。但是，正在组织农民协会的不仅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保守的省的国民党员以及地方权贵们也组织协会，或者给现存的农业团体起了官方的名称。一个以长沙为根据地的左派团体，试图引导农民运动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于是在土地运动的内部既存在阶级冲突，也存在组织之间的冲突。①随着暴力行为的扩大，已有地方恶霸被处决的报告；在另一方面，也有农村被攻打和焚毁以及农民领袖被杀害的报告。在有些地区，贫农或他们的发言人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或采取其他“平均土地”的形式。农民运动按地区发展，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是在湘江流域和沿湖北省边境被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区。到11月，据报道湖南省有6867个地方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1267000人。地方的团体被一个有462个区农民协会、29个正式组成的县协会以及若干正在组织的协会的结构连在一起。对协会的阶级成份的分析表明，60％以上是雇农，“半自给的农民”占18％。“自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占所余20％的大部分。被左派领导组织起来的运动似乎明显地吸引了农村的穷人。②湖南省的农民协会是在长沙的一次大会上组织起来的，这次大会在1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举行。170名代表据说代表130万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始的几次会议与据说代表湖南省326000名以上参加工会的工人的一个大会一起举行。花了好多天讨论和通过了组织者事先准备好的几项决议。10月2日共产党湘区区委通过的宣言，提出了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最低要求，它为12月大会通过的决议提供了轮廓。这些决议要求实行农民协会必须参加的地方自治，成立由农民自己控制的自卫组织，粉碎“土豪劣绅”的统治，支持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减息减息，取消苛捐杂税和厘金，储粮备荒和实行其他救济措施，没收反动派——即军阀及其随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省协会的缔造者之一柳直荀任协会秘书长，柳是湖南人，19岁，毕业于长沙雅礼学校，是毛泽东的朋友。毛泽东不久前已担任党的农民委员会的领导，参加了大会的后面部分，并作了两次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除非它得到解决，否则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不可能被推翻，工业的进步不可能实现。他严厉谴责那些约束农民的人，号召不间断的斗争。①大会以后，毛泽东到长沙附近五个县调查土地革命；他随即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后来著名的——报告。
在湖北，土地革命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从6月3日报道的38个协会及会员稍多于4000人这一小基数，到12月在34个县据报道已上升到287000名会员。经过巨大困难才攻克的江西省，发展得并不那么快。在6月份，只有36个协会，约1100名会员；在10月份，据报道有6276名会员（可能大部分在南方），11月攻克南昌后，在为省农民协会举行筹备会议时，用的会员数字为5万人。不管怎样，江西省是蒋介石特定的势力范围：土地运动显然受到了抑制。①反帝运动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过去80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国视作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以后趋于明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反帝运动给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两党从1925年年中都迅速发展），但它也包含着风险。情况似乎可能是这样：如果做得太过分，英国可能在军事上对广州进行报复，或者列强可能采用干脆支持国民党人的敌人——北方“军阀”——的政策。
当北伐开始时，针对香港的罢工和对英国的贸易抵制，在广东省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曾经几次间接谈判以求得解决，因为双方都需要结束这场冲突。罢工不再给香港带来不便，但是抵制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贸易和华南的航运。对罢工者的支持，严重消耗着广州政府的资源，而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已经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不服管制的武装纠察队给广州领导集团制造了许多问题。罢工委员会本身就是终止抵制行动的主要障碍，因为它坚决要求一笔财务结算的巨款，以支付罢工者一年的工资，但是广州政府找不到这笔钱，而香港政府则坚决拒绝支付这笔它认为是讹诈的款项。对广州当局来说，当数千名前香港工人的财政救济结束时，雇佣他们也存在严重问题。国民党政府急于要结束冲突，同意直接与香港政府谈判，而不是继续装模作样地只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从7月15至23日的正式谈判又在支付问题上停止不前。其后，9月4日英国海军舰只在广州港口的一次短暂行动以及次日在长江上游发生的毫无关系的万县事件，显然使广州当局相信，英国打算通过军事手段强行结束抵制行动，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蒋介石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就这一想象中的危险提出警告，他还下令停止罢工和抵制。9月18，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告诉英国驻广州的代理总领事，抵制行动将在10月10日或以前结束，他的政府将征收附加税以便支付罢工者。这样，在10月10日，罢工和抵制由于中国一方单方面的决定而终止，广州政府对进出口货物征收附加税，这符合华盛顿会议答应但从未正式实施的2。5％附加税。对新税的征收，英国政府视而不见。英国外交部高兴地见到烦人的抵制行动结束了，并正试图制订一项对国民党人更为友好的政策。①长期以来，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已经是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仇恨的目标，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藐视宗教，尤其反对外来宗教，坚决认为这种宗教奴役其信徒们的精神。由于外国人对中国青年教育的控制，教会学校更是众目睽睽的目标。始于1922年的全国范围反对教会教育的宣传运动，与国民党并无特别关系，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很快就支持谩骂性的反基督教运动。1925年的广东出现了许多情况：赤裸裸的反基督教游行、街头演讲和煽动性的传单、对有些教会财产的侵犯和破坏（有两次是国民党士兵干的）。其学生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强烈影响的许多教会院校和中学，发生了破坏性活动。例如，在1924和1925年两年，煽动者都在长沙雅礼学校挑起了“学潮”。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签发了一项支持反基督教运动并指责传教士办的学校、刊物和教堂是“帝国主义的喉舌和爪牙”的措词强硬的决议。广西自与国民党政府联合以后，在1926年上半年发生了几起反基督教骚乱，并有掠夺教会财产的情况。总之，反基督教运动是更广泛的反帝运动的一部分，但外国传教士及其机构是直接的、很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①但是，存在一种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国民党的有些领导人是基督教徒（孙逸仙就是），有的本人就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