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100—101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并且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星期画报》，北京，1928年1月28日，第14—18页。这是在北京突然搜查时没收的文件；卡罗尔·安德鲁夫人提请我注意这份文件。又《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会上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载《列宁青年》，I，10（1929年2月15日），第69—94、84页。案卷存国会图书馆。
③ 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131页；书中引了《共产国际活动的报告，1926年3月—11月》，第118页。1927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期的党员组成成分的另一个报道提供了以下的数字：工人，53。8％；知识分子，19。1％；农民，18。7％；军人，3。1％；中小商人，0。5％。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译自俄文），第37页。
④ 见上《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1段的第2条脚注。
① 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26年5月5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219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件重要材料是刘少奇的关于过去一年（即到1926年5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1926年6月5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329号，第56卷，893。00/7980）中见到。
② 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9页（根据1925年8月7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217804人）；又切诺斯，第339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1926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海工会联合会——即上海总工会——声称在1926年5月，15个工会连同47个分会只有会员81000名。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2部分，《1926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③ 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中有所发挥。
① 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7条脚注。官方的1925年5月的数字为21万，但我认为不可靠。
②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第639—687、654页。报告提供了每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1926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71个县的6442个协会有823338名会员。见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15—16页。
③ 卫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第78—92页），讨论了讲习所。
①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667—668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4—30页），举例加以总结。
② 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第22—40页，特别是第24页，根据苏联档案。
③ 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640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所写的《国民革命军》（约到4月19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1924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持的。”
④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9—1938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第41—65、62—63页。
① 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802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俄国内战中的英雄，于1925年后期来北京接任武官的职务。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12页、第352页脚注99。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年6月9日，内有精琦士5月29日从广州发的快信，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5月27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第62—63页。两个报道都认定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官员，与鲍罗廷，后来与布廖赫尔谈判俄国拨款之事。
④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3月9日，译文来自莫斯科《消息报》，第51期，3月3日。
⑤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6月17日。其他国家另外捐献的5000卢布也通过莫斯科汇来。
① 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5，1927年7—9月，第27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是，到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20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页、521页脚注93。总计可能接近1100万卢布。
③ 同上书，第92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国际报刊通讯》，6。40（1926年5月6日），赫尔穆特·格鲁伯在其《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57—461页）中引用。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115页。
① 根据已故的夏连荫为韦慕庭和她合编的《文献集》补充本所写的一章。她的基本史料是北京突然搜查中没收的文件，它们得到了当时其他的证据的证实。一名年轻的俄国妇女当时作为一名翻译在张家口与顾问们一起工作，1926年1月她在北京。她对这些事件的生动的报道见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成英文，见第80—122页。
②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2—283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角逐”》，第217—219页。
③ 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① 同上。
② 这是估计数，因为随着新顾问的来临，人数有变化，有的来自北方缩小的或撤消的军事代表团。伍朝枢可能在1925年10月后期告诉德国的领事，有38名俄国人在广州政府中工作，英国外交部405/248第251号（F5914/194/10）。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1926年2月28日来到广州，她提到了同船的六名新来者，并叙述她在广州遇到了许多俄国人，但没有提供总人数。《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莱文英译本，第141、149、176—188页。
① 文件藏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我们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问题》，载《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彭述之导言》，第102—110页。格鲁伯的《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62—467页有摘要，但题目和译文不同；梁的《中苏外交关系》，第286—289页有评论。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契切林、捷尔任斯基和伏罗希洛夫。
① 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3月20日的政变的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5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① 梁：《中苏外交关系》，第287页。
② 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1926年3月20日政变》，载《亚洲研究杂志》，27（1968年5月），第585—60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89—494页。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中（第218—224页）有简要的报道。
③ 蒋介石日益增强的疑心的证据，可以在他1926年1月19日至1926年3月15日的“日记”（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他4月初期的《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卫进行了一系列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246—253页。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月22和23日和4月20日的条目，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91—1300页，它们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① 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引于《从容共到清党》，第504—509页，和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5月15—25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22页。
向统一的中国的方向冲刺——第一阶段
制订北伐计划
制订从广东省北上至长江的军事征讨计划早就在进行之中。1925年3月和6月，布廖赫尔将军提出了部分计划，9月制订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当时他避开广州闷热的天气（既是气温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正在张家口休养。①9月份的计划估计了敌人对重新组合和训练较好的国民党军队的讨伐的潜在抵抗力量，并预言在讨伐中攻占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以及随后夺取上海不会遇到困难。这是非常有见识的预言。
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指定蒋介石、朱培德和李济深组成一个委员会，计划北伐。②在鲍罗廷回来并答应支持北伐后，中国和俄国参谋人员制订进一步的计划；当布廖赫尔在5月后期回到广州时，他完善了这一计划，并在6月30日提交军事委员会。③布廖赫尔强调经湖南直趋汉口一路的进攻，并在东面部署兵力，防备福建进攻广东，在北伐军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备江西孙传芳进攻。只有当所有部队就位时北伐才能开始，这是因为部队之间简陋的通讯设备使协同作战难以进行。
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组织了最后代替军事委员会（一个由政治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集体）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作为主要指挥机构。李济深将军被任命为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为他的副手。李济深是第4军军长，将作为驻军的司令带领两个师留在广州。白将军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是统一广西和使广西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联合的年轻广西军官中的三巨头之一（另外两人是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是有名的战略家。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置于司令部之下，改名为总政治部。邓演达代替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