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的战争。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千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从此以后更为激进的和更为保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提供了革命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必须转化成一种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广州，它是最大、最富饶和最进步的中国城市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肥沃的、人口密集的三角洲上。国民革命的主要鼓动者是不屈不挠的孙逸仙。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提倡立宪共和主义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的政权。他在广州两次成立政府：一次在1917年，是为了反对被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年后期，是为了反对被直系控制的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期间，他组织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以选举他为他所宣布的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1922年春季，他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一次征讨，但吴佩孚打败了他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他自己名义上的部下陈炯明的部队在6月15—16日晚，把他从广州的总统府赶走。1922年8月，他回到上海，计划通过政治手段在北京担任总统，通过武力收复他在南方的根据地。
1923年孙逸仙虚弱的地位
孙博士的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到1923年1月15日，他雇用的部队已把陈炯明赶出广州，他在2月21日回到那里。当时他56岁，但在以后不到两年，他将死于癌症。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他面临初期的巨大困难，开创了民族主义革命的组织阶段。
这些困难可以归结如下。孙回到广州后，他对南方根据地的控制是不牢靠的，因为他缺乏实力。他既不是为他夺回根据地的几支军队的真正控制者，又不掌握政府的财权。他的国民党在中国只有几千名组织松散的党员，没有完成其改良主义目标的设想周密的策略，这些目标也只引起了有表达能力的公众的一点点热情。这些目标在1923年1月1日的国民党宣言中被公诸于世，它提供了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①——的某些细节。他面临的问题是要掀起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控制巨额收入的来源，建立一支能保卫和扩大南方根据地的听命于他的可靠军事力量。
军事问题有两个方面：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基本上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长、旅长和团长在香港被孙博士的助手收买过来时，他们的部队已占领了广州。来自云南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是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由孙博士的比较忠诚的军事追随者之一——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还有政治上分裂的粤军的几个师和团以及在最后时刻参加纷争的几支地方“民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一到三角洲就在城镇竞相建立有利可图的根据地，争夺大部分可以创收的机构。约35000人的部队（根据当时一个有可靠情报的人估计）装备甚差，大部分人训练也很差；它们内部之间互相对立，并且面对与迫切地想夺取广州的陈炯明相勾结的军事力量。陈将军似乎与孙博士的敌人吴佩孚结盟了。要使孙逸仙大元帅的军队投入战争，需要额外的巨额现金，其中大部分来自广州市政府向当地的居民开征并由得力的广州警察征收的额外的税收。
在1923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保卫他的根据地，使之不受沈鸿英将军的攻击，沈得到了吴佩孚以及拥护陈炯明的军队的支持。通过这些战争，根据地的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的边界，但广州仍易受东面邻近的陈炯明的追随者的攻击。到秋季，孙博士最多只能对他的军队进行名义上的控制，而且军队的素质也很少有所提高。“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②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基本上有三种收入来源——捐献、借款和税收。在1922年秋季，他的党已经向他的中国支持者筹集50多万元（上海和香港的通货）的捐赠和贷款，以资助他收复广州。现在已难以再筹措经费。1923年春季，他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600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会谈判一笔100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许权贷款，但是他所处的危急的军事地位，也使此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使他根据地的税收潜力成为现实，他的行政机器必须置于他自己任命的人的控制之下。
孙的政府组织分成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有一个在孙博士的31岁儿子孙科领导下的比较有效率的政府。孙科在快到2月底时担任了市长之职。广州市还有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他的一个老同事吴铁城为广州的公安委员。孙市长和他的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员，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推动了广州的现代化，还使该市成为提供军费的主要来源。
根据1923年的官方市政报告，广州市除了城市的事业费外，还向大元帅大本营提供了600多万元（广州通货），用于军事给养。对比之下，省的岁入却比前一年减少了将近900万元，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使他从1923年5月至12月净得了近300万元，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稽核分所征收，以偿还1913年签订的一笔外债。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提出了抗议，但没有阻止这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它们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使用武力进行了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的政府与军人争夺征税权，二者都给民众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可是在孙逸仙回广州后的八个月的时期内，南方政府逐渐增加了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且扩大了它的地区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由孙逸仙组织和领导的几个革命政党）算起，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的人员。在1923年，除了广州外，在其他城市显然没有活动的分支机构。党员的总人数不详，因为广东省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记录，由于陈炯明1922年6月的叛乱已经散失。总之，党员的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孙博士的做法是对诸如军队、工会和学生组织的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其中的人就是党员。
可是，党仍具有一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的领袖，并有反满、反对袁世凯、谴责外国特权和主张行政改革的声誉。领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的人在清帝国政权中当过官。有的人得到了欧美大学的学位，许多人在日本的学院和军事学校学习过。这些领袖此时大部分已届中年，他们在国外时建立了友谊，曾以不同形式策划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革命经费，偷运武器，在部队中进行宣传，与下层的秘密会社一起活动，参加议会斗争，办学术和政治刊物，在学院中教书，组织工会，指挥军队，治理省份，以及进行工商业活动。他们来自中国所有的地区，各有其地方纽带，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广东和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成分及较现代的成分结成了关系网。
党需要受到激励而行动起来。显然孙博士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占去了过多的精力，以致不能十分注意国民党，虽然他不时呼吁上海的办事机构去执行外交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运动，并且无疑要它寄来经费。1923年10月，孙博士把注意力转到重新向党注入活力的方面。苏俄派给他的主要顾问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在以后的七个星期中，两人定期就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俄国和中国共有一条漫长的边境地带，苏联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样会带给它许多好处。俄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取得对中东铁路（前俄国的一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是连接俄国滨海诸省与外西伯利亚的一条主要纽带。俄国和中国因争夺外蒙古的统治地位而对立，中国认为外蒙古是自己的领土，但是它被一个最近被红军树立起来的蒙古政体所统治。俄国不愿中国控制这块缓冲区，这是阻碍俄国的三个使团与北京建立政府之间正式关系的绊脚石。1923年9月，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来到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作为应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区域，中国被纳入俄国的世界战略之中。1919年，列宁组织了第三（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其总部设在莫斯科。在1920年的第二次大会上，他明确地阐述了一项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战略。共产国际以及统治大国中的共产党应把力量集中在解放斗争上，把这一斗争当作世界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些解放运动；他坚持，殖民地每个新生的共产党应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和贫农来壮大力量，为第二个革命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订了这一基本战略，并在那些其使者能够渗透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却被纳入这一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代理人来到这里。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寻找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解放斗争中将进行援助的民族革命组织。俄国的领袖们不了解中国，需要侦察员几年的调查，才能选定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