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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渐进进化宇宙论曾是革命以前那个时期的主要信条，这种强烈的信念已经失去其活力。仍持今天的西方便是中国的未来这种看法的新文化领袖们，感到作为教育者不能不依靠他们自己的才智。甚至那些已经接受西方反资本主义概念而准备自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在似乎越来越稳定的西方也看不出多少有历史意义的戏剧性变化的迹象。
李大钊鲜明地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这样一种反应，即把这场革命当作世界历史再次正在发展的证据。①李大钊是新文化集团中更具特色的成员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总是设法在他自己对历史进步的诗一样的看法中保持一种令人振奋的信念。他特有的看法和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不同。他受到多种多样来源如爱默生、柏格森、黑格尔和一种道佛思想的启发，把历史想象为一种统一的、永远年轻的世界精神，总能冲破它所造成的静态结构。他为解放的大举行动作好了准备，这使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启示非常敏感，把它当作新的有历史意义的变化的预兆，这种新的变化将扫除“所有国界、全部阶级差别、一切障碍”。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更带普遍性的想象与极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总会作为一个“人民国家”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及其对“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民族主义的暂时作用所持的肯定态度，为李大钊的想象提供了余地，尽管李大钊是否真的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暂时性质还一点也不清楚。不过，如李文逊所指出的，这种对历史的新的想象——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理论还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现在就要把中国置于历史变化的前锋地位，这种历史变化将超越腐朽的现代西方。可以从更高的但是是反传统观念的角度，拒斥西方。
如已多次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对我们前面已经遇到并描述为列宁主义困境的这一问题很敏感。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即深信历史“在我们一方”，又深深怀疑从现在到未来的变化能否倚靠非个人的力量。列宁曾面临自觉的先驱这一问题——不仅过去严复和梁启超，而且孙逸仙，甚至胡适和丁文江在五四时期也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列宁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共产党作为产业无产阶级总意志集中体现的典型；党作为有高度纪律性的、坚如盘石般团结的“职业革命者”的总参谋部这种军事比喻（正如将领们能够说明他们作战地区的空间地形，这个总参谋部能够分析正在出现的客观历史情况的时间“地形”）——这些观点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不过，回顾起来，列宁主义作为政治策略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点似乎是这种军事比喻的另一个方面——它强调动员群众是政治力量的源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别的党也可以模仿（如国民党在1923年以后那样）。可是，本质在于先锋党的概念和对动员群众的关注这两者的结合。列宁无疑真诚地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体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总意志，这种信念使他积极地（但不总是成功地）把自己与党的“阶级基础”的组织工作联系在一起。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深刻了解权力来自与群众急切需要的联系，如在1917年他采用了“和平与土地”的口号。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运动的个人在他们的组织活动中不为同情和愤怒这些直觉的感情所打动。这正意味着领导终究是“总参谋部”，其策略和看法在理论上就不会混同于群众“有局限的”、眼前的看法。领导自信是根据长远的历史观点而采取行动。上述军事比喻还再次意味着一种决心，自己不但要关注动员群众，而且要关注对周围政治势力的实力和性质继续不断地作出现实的客观的估计。由于经常把这些政治势力看作马克思主义“阶级关系”的反映，人们就能保持其信心，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了。
我们要赶紧补充，这些主张中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保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最后胜利。空洞的公式并不能解答如何获得群众基础这一问题。没有伟大的领袖能否建立有效力的政党，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强调“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保证中国或莫斯科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谁也不能不考虑未可逆料的意外事件的决定性作用，如几十年后日本的入侵。
还要说明，1919年以前对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这种政治潜力，相对来说还不够注意。中国在过去的起义中无疑知道动员群众的威力。不过，尽管早就有“老百姓”是进步的受益者这种广泛流传的假定，但是在1911年以前，即使是革命者基本上也没有想到群众组织是政治力量的一个来源①（多少有些可疑的他们与秘密会社的合作除外②）。我们可以设想，就某种意义说，文人新的西方的观念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他们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他们那种平民百姓是沉沦于无知和消极状态的无能群氓的观念。
尽管1911年以前的革命者着迷于俄国的“革命英雄主义”，但“走向民众”的观念在五四时期之前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真正出现。就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工作看，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直接接触的观点应有可观的前景，但这并没有涉及动员群众是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这种观念。用不着多说，1919年以前那个时期的“新文化”看法几乎还不是以群众的政治动员为方向，尽管真诚地承担教育群众的根本义务。
① 关于对李大钊的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① 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论及孙逸仙的一些追随者如朱执信1911年以后组织“群众”的活动。
② 关于这种合作的讨论，见玛丽·巴克斯·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年》。
问题与“主义”
五四时期学说的种种趋向有多次冲突，比较重要的冲突之一是胡适、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那些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启示下所写的五四以后中国思想史教科书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争论，每一次都导致一方的明显胜利，并以一种渐进上升的方式逐渐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然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导致“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对这些争论不那么看重胜利的一种看法，则没有那种指出明显胜利者和明显失败者的自信。
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7月和8月号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映了他对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共产主义阵营的烦恼。如他后来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①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在杜威对待社会的科学方法和总括的“主义”之间作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专注于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加以分析，从而为具体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后者却声称要为一个社会的所有问题提供总的“终极解决方案”。如我们所能预料的，他的对手回答说，一个社会中分开的种种问题都和总的结构或制度有关，只有当作为整体的“制度”改变了时，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还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阵营的陈独秀仍然倾向于支持胡适的观点；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而李大钊和许多学生则渴望在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为他们的热切希望找到根据，对使中国困窘的种种问题，他们热切希望真的能有一种“终极解决方案”，而且历史将导致这种终极的解决。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胡适当然会被明确地当作这场争论的失败者。
任何社会，无论其社会政治结构如何，势必面临各别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不管它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种种问题纠缠在一起，也必须分开来加以考虑；这样断言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杜威“科学方法论”的信徒。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的确可能已经解决了某些根本问题（包括建立一种看来能维护其全面合法性的政治秩序），但即使按照其领导的看法，它也继续面临一些严重的——甚至是根本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也有一些是新问题，其中许多决不是容易解决的。
胡适的致命弱点和他对手的主要有力之处，在于胡适这样的看法，即可以不正视悲剧性的政治势力问题而着手解决社会教育问题。按照他的看法，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中使自己卷入创建自己政治势力基础的尝试，也就是卷入非理性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阴谋以及军阀政治的暴力。这一切与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科学的”合理态度毫不相干。和他的科学家朋友丁文江一样，他自己和政治的联系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只希望影响当权者，希望他们接受他的劝告。
这里涉及的不是那些掌握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人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说服实行改革的抽象问题。丁文江不像胡适那样对军阀抱道学家的羞怯态度，他能够暂时影响江苏军阀孙传芳在上海地区实行某些审慎的城市改革。①可是，在中国这个时期那种野蛮而极不安全的政治环境中，很难使那些持有权力和特权的人从他们对政治生存的狭隘迷恋中转变过来。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不只李大钊）准备致力于创建政治（终极是）军事力量的问题，并根据当前难以改变的力量的实际情况行动，不管这些实际情况是否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范畴。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或任何其他自许的共产主义者在1919年已经接近中国当时全部问题的某种“终极解决方案”，甚至也不意味着“革命”这一口号对中国政治有任何直接结果。法国和俄国的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