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今古经文之争对民国早期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在劳伦斯·A·施奈德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中有分析。
①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所引，第801—802页。
② 见太炎（章炳麟）以下文章：《俱分进化论》，《民报》，7（1906年9月5日），第1—13页；《社会通论商兑》，《民报》，12（1907年3月6日），第1—24页；《五无论》，《民报》，16（1907年9月25日），第1—22页；《驳神我宪政说》，《民报》，21（1908年6月10日），第1—11页；《四惑论》，《民报》，12（1906年9月—1908年7月），第1—22页。
③ 章炳麟：《四惑论》，第10页。
① 章炳麟：《五无论》，第22页。
① 梁启超：《国性篇》，《庸言》，1。1（1913年1月），第1—6页。
① 梁启超：《国性篇》，《庸言》，1。1（1913年1月），第1—6页。
②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庸言》，1。2（1912年12月）；1。4（1913年2月），第1—8页。
① 梁启超，载《大中华》，1。2（1915年2月），第7页。
② 同上。
③ 见《庸言》，1。3（1913年），第3—4页和《大中华》，1。8（1915年8月），第13页。
① 引自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218—219页。
②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重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第1—152页。
① 见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第704—727页。
② 《谭嗣同全集》，第24—35页。
③ 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95—1927年》，第4章，第97—136页。
④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不忍杂志》，1（1913年3月）第21—22页。
①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见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分析，《申报》创刊50周年纪念刊《最近五十年》。
①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丛报》，2（1902年2月22日），第59—72页。
② 张东荪：《余之孔教观》，《庸言》，1。5（1913年6月）第1—12页。
① 严既澄：《〈少年中国〉宗教问题号批评》，《民铎》，3。2（1922年2月1日），第1—12页。另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第322—323页。
② 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
① 引自严既澄：《〈少年中国〉宗教问题》所引。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① 《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和陈独秀作序。
① 张君劢：《人生观》，载《科学与人生观》。
社会乌托邦和五四运动的背景
改良与革命
在中国，新传统主义作为反对改良的现代化的一种反应，是以“国粹”运动开始的，这个运动在1904至1907年之间吸引了一些追随者。而另一个鲜明的革命运动，目标在于推翻满族王朝和建立共和国，几乎与此同时无疑也已出现。作为一种历史趋势的组成部分的这两个潮流，特别是由于反满的古典学者与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对现状具有共同的憎恨，暂时混合在一起，这是非常自然的。章炳麟作为这样一个古典学者，在1903年上海的一场政治审判中甚至成了主要被告，正是这场政治审判通常被认为是革命派活动中的第一次攻击。
在1905年，激进分子和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组织实现了某种联合，同盟会建立在学生支持者的基础之上，同时在华侨和大陆秘密会社及新军部队中寻求同盟者。在1905至1908年之间，同盟会以东京为基地的期刊《民报》（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喉舌受到广泛注意），忙于与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进行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可是正在同盟会宣称这场论战胜利时，来自它自己左翼的不满意见，批评它的政治革命思想体系并没有提出别的重要社会选择以取代立宪主义者的改良主义。这批人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激进的一端，它思想上的影响和它人数上极少，极不相称。所有革命者由于他们的政治革命信仰本身，都被看成制度改革的必要的触发因素。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却继续向前，超越政治而把革命解释为与大同理想相联系的乌托邦似的社会选择的实现，不只是发展过程的最终赐予，而是今日青年的正当行为。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在1911年政治革命之后继续存在，在共和国的“新青年”与旧社会体制的斗争中，鼓励反传统观念的反抗精神。
由于改良者和革命者都假定社会变化是整个发展过程所必需的，在1903至1907年之间，最初普遍谈论这两批人之间的不同之点时，他们的差别不总是容易分辨的。当《民报》和《新民丛报》版面上的笔战激烈进行时，使两方对立的问题常常显得是策略性的，而非战略性的。争论的基本问题是清廷推动国家朝现代化和国家独立的共同目标前进的能力。①在潜在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上，梁启超领导的改良派的确反对孙逸仙的“土地国有化”原则（孙的民生主义的组成部分），认为在经济上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个煽动普通民众中的“野蛮”因素以反对更好的“文明”因素的方案。不过，社会政策在政治定向的争论中所受到的注意，还是很有限的，当时，孙和梁都接受一种共同的社会进化的总的看法：中华帝国一直用不着欧洲的“封建的”阶级划分，虽然当今中国为了发展，将需要一种适应资本主义企业某些形式的混合经济，不过，将来在向工业主义的合作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可以幸运地建立社会和谐的本国传统。①于是在1903至1907年之间的发展的早期阶段，革命的观点看来倒不如说是改良观点的夸大，而不是否定它们——至多是号召加快历史的进程，假借革命英雄的名义铸造新浮士德式的人物。革命者不过是初期的改良乌托邦主义的最后代言人。革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科学和民主的新世界秩序的先驱。道德进步与物质发展相随并进：革命者抛弃旧社会时，也正在政治上抛弃一个令人窒息的过时的独裁政府，抛弃这样一些社会形式，这些社会形式阻止财富和力量的发展，阻止自我实现和大同社会的到来。大同社会的到来有赖于革命人物道德上的成就，这些革命者如要增强进步力量，他们的活动就必须不受所有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的玷污。和以前曾是改良信念的主要内容一样，这些便是革命信念的主要内容。
到了1905年，梁启超和改良派从真正的革命思想中脱离出来，因为他们不愿相信革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步运动，一个历史的必要动因。梁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曾经是向新觉醒的中国民意最先介绍现代革命必然引起制度变革这种概念的人之一，这种概念和中国过去改朝换代危机中仅仅从统治家族转移天命（革命的最初含义）的概念是不相容的。而且，西方历史说明，1776年和1789年的革命作为历史事实，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动力和阻力这两种力量冲突的终极的爆发点。不过，1905年后梁自己的评价是，当今时代的“国家帝国主义”精神，使中国人有权支持强有力的政体——或者是“开明专制政府”，或者是立宪君主政体。①对梁来说，这样的政治安排是因中国落后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由于这样一个结论，改良者对改革的首要动因的估计，无疑便从政治领域转到了文化和社会领域。政治领袖并不能摆布文化和社会；相反，文化和社会在其熔岩似的流动中，沿着挖掘来抵挡流向急剧改变的沟渠缓慢地形成政治。因此，梁开始把承认目前社会组织而加以调整的社会改革，和不能付诸实践，或者说，即使能够也只是一千年以后的社会革命，加以对比。②不过，这种保守主义并不含有否定政治暴力的意思，梁并没有在原则上谴责政治暴力。暴力像适应渐进主义的目的的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只是一种策略。梁和革命者关于时代性质的不一致，就以这种方式变得接近于作为跳越阶段者的激进主义者和作为现存制度保护者的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典型的分裂。
如果说激进主义者在加快历史进程速度方面与改良者首先分裂，那么这种加速不仅导致在理论上对社会政治斗争的赞美，而且也把这种斗争的社会目的提高到激进思想的突出地位。大同理想在时间上的缩短转而成为空间上的扩展，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注入了一种国际性，有时在字面上把现代的“巴黎街道、伦敦的市场和纽约的摩天大厦”③当作进步的具体表现。康有为曾想象一个未来的世界议会，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把他们的行动组织与欧洲的激进党派，主要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联系起来，也把大同与西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考察中国时，对这里的社会冲突特别敏感，并对封建的过去和改良的现在提出尖锐的社会批评。最后，无政府主义者接过了个人从儒家思想的社会义务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号召——这个号召最初由康有为和谭嗣同提出——并使这个号召成为他们社会方案的焦点。康和谭最终使社会解放从属于目前的政治改革和未来的精神解放，无政府主义者则依据后一点来评价所有其他问题。对他们来说，个人从仪式主义的罗网中获得解放，是最终应据以评价革命的标准。
如果说显著的激进观点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中注意力于个人解放和作为进化的催化剂的革命“因素”，那么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将乌托邦与进化宇宙论的自然主义看法联系起来的唯科学主义。从最初的改良者接过并不鲜明的进步旗帜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后来围绕《新青年》杂志的那一批人，都自豪地将这些作为不朽的座右铭，肯定意识的物质基础，肯定生命力的生物学本质及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作用过程的社会学基础。他们在思想上实际受益于儒家人本主义和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