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主义传统上在中国就很盛行，即使是在中央权力很强大的时候。地理的独特性、经济利益、语言差异、种族和文化的模式，这一切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存在一种“分层次的忠诚”体系：对省、对多省的地区、对省内地区以及边缘地带地区的忠诚。但一般来说这些并不是政治上的忠诚，这是它们为什么能够和有力的中央政权共存的原因。只有当中央权力崩溃时，传统的地方主义才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在统一的中国里具有文化和经济重要地位的区域性单位，成了国家解体而成的自然单位和军阀辖区的自然基础。但是这些地区在统一中国之内正常存在，正是这一事实意味着军阀的地方主义，与其在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坏性较小的力量。不是地方主义必然对恢复国家统一起破坏作用，而是独立的军事力量有赖于地方主义。①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盾的是，他们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机构。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增强实力进行了极其激烈的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弊端的反应。共产党于1921年建立和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思想的繁荣。因此，一方面，军阀时代是20世纪政治团结和国家实力的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代也是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高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军阀的反应，从这个动乱而血腥的时代涌现出了终于导致中国重新统一和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运动。
① 有些学者认为，军阀横征暴敛和他们造成的苦难的程度被大大夸大了，这是由于他们设想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国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在中国的大；他们还因忽略了军阀活动的积极方面，如发展工业、农业、运输和教育，而歪曲了事实。这种看法的一个适当的例子是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论》。事实上，每个黩武主义的研究者都承认有些军阀的建设性活动。但是，从全面考虑，黩武主义的结果不能被合理地认为是积极的，压迫和苦难并不普遍的看法也违反了基于直接经验或观察的大量证明材料。
② 关于试图推算可用于经济现代化而转入军事用途的资金，见陈志让：《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89—190页。
③ 安德鲁·詹姆斯·内森：《华洋义赈会史》，第40—56页。
① 满铁调查部：《山东农村和中国的动乱》（大连，1930年），第20、27页；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页引用。
②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页。
③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第2—3页。
① 卢西恩·W。派伊：《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第169页。
① 拉里：《地区和国家》，对20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做了深刻的分析。“分层次的忠诚”是拉里的用语。
第7章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年改良思想中的进化论
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它开始是作为1895年被日本在军事上打败的一种反应，但却以摈弃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和大规模吸收西方“新学”的努力而结束。这一运动在晚清的现代化趋势和1911年帝国体制的崩溃中，产生了结果，随后引起了更彻底的思想重新评价浪潮。1898年改革的锐利锋刃已直接指向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其标志的彻底的“新文化”思想运动，也被看成是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攻击。后一运动的领导来自中国新近现代化的大学和中学。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外，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清除了过去中国封建遗留物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明显地从对传统价值核心的怀疑，转向对它的彻底的否定。
此外，在这同一时代，知识分子精英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历了若干重要的结构上的变化。一方面它建立了以报刊为形式的新的联系与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建立了多种类型的学会和政治党派。传统的考试制度已经终止而被学校制度所取代，这导致对传统文职机构中的职业机会的侵蚀，以及知识分子工作的迅速职业化和专业化。文化中心（中国历史上多在城市）受到不同性质的城市生活，即世界性工业化城市生活的影响。如果这些变化所形成的这个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发展一种新凝聚性，那么这种凝聚性也有疏远中国社会其他部分的新危险。知识分子受教育不再是为了做官，越来越处于政治权力的主流之外；他们愈来愈按照外国的模式接受教育，冒着丢掉传统文体的危险，传统文体能够成为与普通民众联系的桥梁。
发现西方：改良主义者的进化宇宙观
19世纪20年代之后的思想变化，必须首先当作中国人“发现西方”——不仅当作帝国主义侵略或技术魔力的根源，而且当作世界文明本身——而予以研究。这个发现最初是一小批先驱者19世纪头10年以来积累的知识向更广大的精英阶层传播的结果。1895—1898年间的重要改良学会，先是宣传条约港口的政论家和买办如王韬和郑观应的著作，或早期派往欧洲的使节如薛福成和郭嵩涛的著作，抑或是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团体和为技术上“自强”而创立的早期中国兵工厂学校的著作。然而，与改良运动本身所激发的生机勃勃的浪潮相比，这种早期对西学的探索，实际上却很快就显得是有限度的。许许多多的人为政治流亡者所推动，以及为新式教育的吸引力所吸引，自1900年以后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并在返回中国后，要求作为思想领袖的地位。至于那些仍留在国内的人，也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译本——尤其是关于世界历史、地理、政治、法律著作的译本，最初主要译自日语，但后来也译自欧洲的一些语言。中国译者的先驱，如专门研究英国和法国社会和政治的哲学家严复、以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而著称的林纾，都在他们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之列。在1895年的北京，由康有为组织的激进的强学会的成员们，还不能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书店找到一张世界地图。到了1919年，在蔡元培领导下经过整顿的首都的北京大学（蔡在翰林院和来比锡大学都受过培养），却聘用了西方大学的毕业生，并设立了欧洲文学、历史、科学及哲学课程。
像这样的一些事实，曾经导致一种普遍的假定，即改良时代具有中国人“对西方的反应”的性质，因而必须从外国思想对本国思想体系的影响来分析。冯友兰，一个新儒学的重要学者，曾经典型地把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的特征，描述为中国人迷恋“西方精神文明”——以与王朝时代的中国中心主义和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批判的新传统主义这两者区别开来。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侯外庐，也把这种假定的对西方的迷恋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工业化努力——联系起来；这个资产阶级和其欧洲的对应物一样，发现启蒙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意识是一种表达他们社会经济愿望的适宜方式。②美国学者李文逊对以下的迹象留有更深刻的印象，这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改革者是以极其矛盾的心理来看待西方及其思想要求，但把这种心情理解为他们信仰的普遍社会准则（这种准则提出采用国外新信念的需要）与他们忠于民族文化特点的意识（这种意识又把他们拖向对传统的满足）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种表露。③“对西方的反应”这一概念，的确促使人们注意作为激发愿望的外部力量，即西方帝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注意中国人首次对19世纪西方科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主要传统进行严肃探索所导致的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刺激。然而，这一概念中的一个危险是它的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这是西方观念直接取代民族观念的进程，并且认为中国人在思想上只起被动作用。另一个危险是它鼓励这样一种假定：一旦西化进程业已发生，中国人此后对任何传统社会准则要保持任何真正的信仰，都是不可能的。中国人作为反应，从1890年之前对传统社会准则的肯定，发展到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否定——这样一种看法是这种解释模式的一个结果。
当人们把改良运动背后的政治原因和它的思想内容加以区别，因而能够认识激励后者的本国根源时，便宁可提出另一种可选择的观点。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传统思想中相对来说的异端运动。无论是17世纪晚明效忠者的反专制主义、新儒学陆王传统的个人主义、大乘佛教的社会人道主义、道教中主张意志自由的部分，抑或是像墨子、颜元那样的人对治国之术的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观点，乃至法家——都是许多改良主义者建立他们的主张的论据。帝国正统观念隐藏的中国传统的多样性，要多于它所摧毁的，同时并不是所有的本国传统——精英的或民众的——都是保守的传统。另一方面，中国自己的新传统主义的哲学家，同样还有他们的毛主义的对手，都正确地断定，对儒家社会准则的信仰经受住了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反传统观念的猛烈攻击，并且直到解放以后的时期，仍继续指导许多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精神生活，这一点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
然而，“对西方的反应”这种思想变化模式，只是部分地受到一种分析法的挑战，这种分析法认为连续性和不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