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玛拉”使用过的非暴力反抗的手段。俄罗斯人则派遣了所谓的“政治技术专家”，其中有著名的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苏联时期曾是一位异见人士，如今是普京的顾问）和政治顾问谢尔盖·马尔科夫，与亚努科维奇的竞选班子一道参加竞选，同时充当他们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联络渠道。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翰·E·赫布斯特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西方国家的使馆“研究制订了方案”，以确保大选的自由和公正。“我记得，加拿大大使带头搞了一个由感兴趣国家的使馆组成的工作小组，监测有关大选的情况。当时我也搞了一个定期会议，起初是每月开一次，后来好像是每两周开一次。参加会议的有关心大选的所有国际组织和乌克兰的民间组织。我们借开会之机了解他们为鼓励自由公平的选举都做了哪些工作，同时就如何加强协调以取得预期结果集思广益。结果是举行了自由、公平的选举，而不是哪个人赢得了大选。”和在格鲁吉亚时一样，美国国际开发署为促进公民社会、自由媒介和对民主的宣传资助了数百万美元。赫布斯特说，所有政党，甚至包括共产党在内，均可利用这些基金和方案。＇2＇
竞选期间，赫布斯特曾主动找到俄罗斯媒体专家，想探明他们有何目的。“我邀请帕夫洛夫斯基和他的同事马拉特·戈尔曼一起吃饭。午饭吃得很愉快，但谈话很拘谨。他们不愿多说他们在忙些什么。”赫布斯特说，他直言不讳地介绍了美国人在乌克兰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我处于有利地位，因为我们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公开的。我们想推动一次自由公平的选举，而且我们对正在做的事情直言不讳。我也爽快地告诉他们，乌克兰的民间组织，还有国际民间组织，也在为同一目标而努力。他们对自己想达到什么目的讳莫如深，我可以理解为什么。”
约翰·赫布斯特说自己只不过是支持自由公开选举，然而帕夫洛夫斯基不这么看。“我在乌克兰看到了这些顾问和大批民间组织的活跃分子，他们完全亲美或亲大西洋。”当被问到他的目标是什么时，帕夫洛夫斯基三缄其口，只是说，他的作用是“作为联络渠道”，但发现很难影响库奇马。他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候选人竞选总统。“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库奇马选择了亚努科维奇，有的州长更容易被选民接受。我觉得库奇马估计会爆发冲突，而亚努科维奇似乎是一个有能力对付冲突的干才。这是他判断错误。亚努科维奇的粗鲁和粗俗惹恼了选民。普京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对此很不高兴。”帕夫洛夫斯基说，竞选结束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撰写报告给莫斯科报忧，汇报竞选总部如何“失去控制”。＇3＇
谢尔盖·马尔科夫在一次采访中更直言不讳，讲述了俄罗斯顾问向库奇马—亚努科维奇班子提供的咨询意见，并对俄罗斯人认为西方民间组织发挥的作用提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看法。马尔科夫坦承，实际上是强调，他和他的同事是俄罗斯总统班子派来做这项工作的（影响一个主权国家的选民）。据马尔科夫说，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向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提供专家对每日局势发展所作的分析，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应对。其次，“我们看到，在大众媒体上露面的专家大多受西方基金会的影响。这些西方基金会基本上不许他们讲俄罗斯的任何好话。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被赶出基金会，失去赠款，身无分文。因此我们来到这里，组织各种研讨会和会议，或与他们合办新闻节目，以绕过这种‘禁令’”。＇4＇
应该说，这一评估与反对派自己（及大多数西方观察家）的看法截然相反。后者认为媒介完全被政府所操控，自始至终报道亲俄罗斯的观点。
马尔科夫对反对派候选人的看法令人咋舌：“我们坚信，尤先科完全听命于自己的老婆，而她属于一个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与纳粹运动有染，虽然不一定与美国情报机构有什么瓜葛，但与东欧各地的侨民圈子有联系。这些侨民对俄罗斯的仇恨堪比波兰民族主义者。我当时确信，荏弱的尤先科会完全执行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纲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制造事端，而且越大越好，最好是一场小规模战争。为了挑拨这些兄弟国家，离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他们必须制造流血事件。我坚信，这些人一门心思想挑动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自相残杀。我是说自相残杀。”
以上他谈的个人观点令人愕然，然而很值得重视，因为十有八九马尔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的老板和他一样持有这种大难临头的观点。
与此同时，俄罗斯人明白，尤先科极有可能赢得大选，于是悄悄对他的竞选班子作出了一些奇怪的表示。雷巴丘克是尤先科的竞选主管，也是未来的总统办公厅主任。他说，他冷不丁接到昔日上大学时一位朋友的电话。他们已经24年没见过面了。“他给我打电话时，我知道他在克格勃工作。他建议我来莫斯科见一些与普京关系密切的人。”＇5＇
此后一个半月里，尤先科的这位顾问每周去一次莫斯科，在“灯光幽暗的餐馆”与人见面，“窃窃私语”。俄罗斯人想知道，如果尤先科当选，会怎么做。雷巴丘克告诉他们：“我们的政策很简单。我们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欧洲国家。我们想为了欧洲的安全加入北约。我们执政后不会成为麻烦，因为我们怎么做，不会出乎你们的意料。”他的这番话可不是克里姆林宫一直期待听到的保证。
9月5日，距大选日期仅两个月，尤先科和乌克兰安全部门首脑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后突感不适。回家后他服了止痛药，然而第二天早上病情加重。雷巴丘克回忆道：“大约上午10点左右，他说；‘快点开完会吧，我很疼，似乎有点不对头。’疼痛的原因一直查不出来。3天后，尤先科飞到维也纳，被送到一个私人诊所。诊断结果是二英中毒。中毒造成胃溃疡和脾受损，以及面部严重毁容。”
尤先科回忆道：“我记得早上5点半在诊所苏醒后，半边脸都麻了。又过了不到3小时，我嗓子几乎发不出声音，丧失了说话能力。每天早上我对着镜子看自己，看到面部越肿越大。”＇6＇
连续两周，季莫申科代替尤先科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指责尤先科的敌人“不顾廉耻地给他下毒”。尤先科终于返回乌克兰继续竞选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得人心。他昔日那张英俊面孔上的伤疤成了证明他的敌人穷凶极恶的佐证。通过第5频道—尤先科“我们的乌克兰”党内的一位富商拥有的一家电视台—他的演讲被实况转播到俄罗斯各地的公共广场。“亲爱的朋友们，过去两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不幸。”
莫斯科现在必须加紧宣传在民意测验中落后的自己的候选人。10月9日，普京事先没有打招呼，突然邀请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前往莫斯科参加他的生日活动。电视报道极力显示三个人多么情投意合，期望普京的魅力能传给乏味的亚努科维奇一点。
“谢谢你们接受了我这么仓促发出的邀请，”普京热情洋溢地说，“这是个让咱们聚一聚的好由头。”
“绝好的由头。”这两个乌克兰人同样热情洋溢地回答说。面对电视镜头，库奇马借机说了几句显得他这位总统很“中立”的话，同时如同谢瓦尔德纳泽在这种场合可能会说太阳从北边升起一样，警告国内的同胞：“有人问我怎么看这两位总统候选人时，我回答说，以我之见，这不是一个大选后谁当政的问题，而是大选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乌克兰的问题。乌克兰会走哪一条道路？是今天我们已经尝试过的道路，已经有了成果的道路—即使我国人民也许还未能完全感受到这些成果—还是会导致过去1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危及全局的道路？我认为，这次（与普京）会晤将有助于推动形势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普京唯恐有人还心存疑虑，10月底又对乌克兰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在头一轮大选前夕对乌克兰的前所未有的干预。普京不需要去干那种拙劣的事，如公开称赞亚努科维奇或贬低尤先科。他亲临乌克兰足以提醒人们，这次选举事关重大。人人皆知，哪一位候选人亲俄罗斯。普京首先接受了直播采访。乌克兰三家国家电视台频道同时进行了转播。电视观众可以通过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的方式提问。此后两天里，普京与乌克兰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与亚努科维奇并肩参加纪念乌克兰从纳粹占领下（被俄罗斯人）解放60周年纪念仪式。这些操纵媒介行家干得很漂亮。此时俄罗斯人认定尤先科绝无可能当选。
然而10月31日的大选结果证明他们失算了。尤先科与亚努科维奇两人的选票均略低于40％，但尤先科得票比亚努科维奇多一点点，因此需要对两位领先的候选人举行第二轮投票，日期定在了11月21日的星期天。
在第二轮选举中，西方国家驻乌克兰的使馆对投票选民作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尤先科领先他的竞争对手11个百分点。然而官方结果是现任总理领先尤先科3个百分点。西方选举观察员谴责了这一结果，说他们目睹了为帮助亚努科维奇竞选而滥用国家资源的现象。尤先科的竞选主管雷巴丘克回忆道：“我在基辅市中心的一个小投票站正在投票。来这个地方投票的人一向少得可怜。然而大选那天，忽然间投票的人排起了长队，手里拿着额外的选票。这些人来自顿涅茨克地区（亚努科维奇的老家），他们的人数比来这个投票站投票的基辅人还多！”
选举中的舞弊现象显而易见。尤先科的支持者开始涌到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又称广场）建起了一个帐篷城，准备扎营露宿，直到改变选举结果。橙色成了革命的颜色。选择橙色而不是乌克兰国旗的蓝黄二色是为了避免民族主义色彩。此后一周，100万人加入了进来，包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