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一家旅馆吃早餐时，我问尼克·伯恩斯，俄罗斯是不是对北约一直扩大到他国门前以及美国在该地区部署新型武器有合理的关切。毕竟这里曾是俄罗斯人的“后院”。他的答复相当强硬：“那没办法！他们丧失了这一权力。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利益。”＇3＇我感觉，他的回答似乎排除了照顾一个哪怕是改革后的“民主”俄罗斯的利益的可能。俄罗斯丧失了影响自己后院事务的权力，理由显然是它继承了苏联的罪孽，而美国却有权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因为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利益”。
伯恩斯接着说：“在北约要不要接纳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上，争执得很凶，无论是与欧洲人，还是在华盛顿内部。举个例子说，连乔治·特尼特（中央情报局局长）都反对接纳。然而我们中的很多人基本上对可以信任俄罗斯人或把他们纳入西方不抱希望。2002年岁末时，人们越来越觉得，普京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人。他无法让俄罗斯成为一个可靠的盟友。我们因此得出结论，需要与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但冷战后该地区的首要目标是东欧和中欧的自由和解放。在这一点上，来自美国国内的阻力极大，我们不得不同反对派展开激烈争论。但我们认为，确保苏联解体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果实更重要。布什对这一观点笃信不疑。”
新保守派认为，20世纪90年代信任俄罗斯的政策失败了。“我早就知道，俄罗斯会想方设法再次称霸欧洲，因此我们必须保护东欧人和中欧人。”伯恩斯说，“普京一门心思要恢复俄罗斯的强盛。到2002年底时，这一点越来越明晰。”＇4＇
他上面的一句话很说明问题：使俄罗斯再次走向强盛恰恰是普京的愿望，也恰恰是华盛顿的很多人难以接受的事。
布什政府内的“亲俄派”发现，他们的观点在西欧国家引起共鸣，在华盛顿却和者寥寥。其中一人说：“似乎有人认为，如果你设法了解并阐述俄罗斯的观点，就意味着你赞同这些观点并使之合法化。欧洲人就不这么想，所以我们才与德国人，甚至与英国人龃龉不断，原因是大多数欧洲同事都设法照顾到俄罗斯的观点，因为他们不想公开与俄罗斯对抗。”
出于种种原因，法国人和德国人觉得，同美国人比，自己与俄罗斯人的关系更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充分理解前华沙条约国家对加入西方体制、抵御那个压迫了自己半个世纪的国家的殷切心情。尤其是德国人，自己尚沉浸在柏林墙坍塌后实现了国家统一的喜悦之中。同样，这也不仅仅是因为讲究实际或贸易的需要，虽然后者对德国十分重要。实际上，这是因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尤其是欧洲的知识分子阶层，觉得俄罗斯“属于”欧洲，他们与俄罗斯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现在是欢迎他们“回家”的时候了，无论俄罗斯的民主还多么不健全。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欢迎俄罗斯回家恰恰是改善该国民主的最佳方式。
法国的希拉克总统即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本人对俄罗斯有着浓厚的兴趣。20世纪30年代，他的父母曾在家中收留了一位俄国流亡者。希拉克本人学过俄语，甚至还把普希金的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法文。据他的外交事务顾问莫里斯·古尔多–蒙塔涅说，希拉克觉得俄罗斯给人一种“永恒”的感觉，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东方。他同叶利钦相处融洽。后者请他洗桑拿浴，品尝鱼子酱。虽然希拉克最初对普京比较冷淡，但愿意把个人意见搁置一边，即使是车臣问题也不例外。
古尔多–蒙塔涅说：“希拉克在言谈中竭力帮普京说话，而不是批评他，帮助普京以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肩负摆脱苏联时期的落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任。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回到苏联时期。他们一步跨进了一个新世界，然而前面的道路还很长，需要得到我们的支持。再说尽力帮助俄罗斯人也符合西方的利益，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希拉克认为，欧洲大陆的稳定依赖于巴黎、柏林和莫斯科这一轴心，所以2007年前才有那么多的三方会议。三国关系如此热乎很有意思。”＇5＇
三方关系中的另一人、德国总理施罗德和他的大多数德国同胞一样，对俄罗斯痛快地从东德撤军感激不尽。好表示友好，他后来取消了俄罗斯拖欠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60亿欧元的债务。
不错，两国关系起初并不太好。1998年德国大选期间，施罗德曾保证不再像他的前任赫尔穆特·科尔那样向俄罗斯提供大笔资金。他想建立一种基于商业利益和保持一定外交矜持的现实关系，而不是科尔和叶利钦当年搂搂抱抱的关系。2000年1月，科尔的外交部长约瑟夫·菲舍尔首次会见普京时，几乎造成一次外交事件。他谴责车臣战争，要求立即停火。2000年6月普京总统首次访问柏林前仅一周，施罗德本人照旧访问了波罗的海三国（科尔不肯这样做，因为担心会触怒俄罗斯人）。
然而普京对德国的这次访问成效巨大。由于普京会讲德语，两人在没有翻译在场的情况下交谈了5个小时。尽管布莱尔极力想“捷足先登”，但普京显然把德国视为俄罗斯在欧洲的最重要盟友。施罗德本人懂得，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合作是鼓励民主化的最好方式。他写道：“每当俄罗斯对欧洲开放、积极参与交流并把自己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思想发展连在一起时，它总是欣欣向荣。”＇6＇两人搞了一项欧洲国家中绝无仅有的活动—“圣彼得堡对话”。每年俄罗斯和德国举办一次对话，既有学术讨论，又有政府间机构的会谈和两国商界激烈的贸易谈判。很快，施罗德就被吸收到普京的蒸桑拿—饮伏特加的圈子里。两人成了挚友，常常携带家人互访。施罗德60岁生日那一天，普京甚至亲自飞到这位德国总理的家乡汉诺威市为他祝寿。普京还帮助施罗德收养了圣彼得堡的两个孩子。施罗德去职后，出任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北欧天然气管道财团董事长。该公司把天然气从俄罗斯直接输送到德国（施罗德任总理时支持了这一项目）。同时，施罗德不再对普京的政策提出任何批评（而希拉克却拒绝了普京送上门来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里的一份高薪工作）。
施罗德在一次采访中回顾了他与普京的关系，把普京形容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对人坦诚，而且很有幽默感，虽然外表上看不出。他很重家庭，从不让朋友失望。即使我无须在政治上与他打交道，他也是一个我乐于一起喝杯啤酒或红酒的人。”＇7＇以上这番话显然出自一个不愿贬损一位仍然在位且与他本人有着密切商业往来和私交的同事之口，但这不意味着这番话无足轻重。恰恰相反，随着俄罗斯设法在世界上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普京与施罗德之间的关系—以及普京与希拉克的关系—成为2000年初的一大要素。
英国的观点介乎于欧洲和美国之间。在此情形下，妥协在所难免，其中包括2002年北约作出的两项重大决定。5月，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成立，使俄罗斯距离这一俱乐部近了一步。然而6个月后，在布拉格举行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峰会上，北约邀请前苏联的7个卫星国加入俱乐部。普京要求被当做一个平等的伙伴时，并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北约的太阳照耀在东欧上空
布拉格城堡里建于17世纪的西班牙大厅的灯光渐渐熄灭了。在一个舞台上，伴随着莫扎特的音乐，两位舞蹈演员正在表演捷克出生的舞蹈编导依利·基利安创作的一个欢闹的节目。演员身着（给人以衣不遮体的感觉）仿古式样的服装，头戴假发。表演中的某个片段，演员像跳蚤一样跳来跳去，在一张巨大的四柱床上表演疯狂的男女交媾仪式。然而台下的观众并非来自布拉格一家剧院的哈维尔总统文化圈内的朋友，而是北约现在和未来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及700名嘉宾。不是所有来宾对北约扩大进程会伴有如此粗俗的表演都有思想准备。
2002年11月21日的布拉格峰会是哈维尔作为捷克共和国总统的终曲。这位剧作家出身的政治家希望这次峰会能够以它的艺术风格和历史意义载入史册。他自己的国家已经是北约的一个成员，今天他想庆祝又有7个国家获得了新生。
俄罗斯人很难明白，这确实是为了庆祝新生，而不是威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亚历山大·雅科文科阴郁地提到，“在距圣彼得堡市仅几十公里的俄罗斯边界上，北约军事潜力已经显露”。
俄罗斯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本人给这一事件涂上了一层积极的色彩：“俄罗斯不再把北约的东扩视为一种威胁，因为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北约联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把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作为自己的重点。”然而俄罗斯人并不明白，为什么北约有必要东扩。他们不仅相信戈尔巴乔夫曾得到过北约不会东扩的保证，而且同样不懂，为什么俄罗斯作为一个伙伴被接受后，还会有国家觉得需要防御它。而且他们心里很清楚，尽管北约信誓旦旦，但如有必要，它一定会保护它的新成员。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上刚与人握过手后的俄罗斯，在布拉格峰会上好似被扇了一记耳光。
俄罗斯人完全看不到自己在国内的政策和行为与他们在国外形象之间的关系。几年后，我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顾问工作时，不得不面对这一难题。我的客户不懂得，改善他们国外形象的关键不在于更好的公关，而在于更好的行为（详见第九章）。我通过与他们的密切共事得出的印象是，他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东欧人，特别是巴尔干人，仍然对自己身边的这个庞大邻居怀有戒心。
在布拉格峰会上，自然没有人公开谈论自己对俄罗斯的恐惧心理，然而你不需要对历史寻根究底就能明了这种恐惧的根源。观看瓦茨拉夫·哈维尔安排的演出的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