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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和童年（图）（3）
这是一个充满着强烈的政治骚动的时代，从整个小镇的氛围中，我们也可以频繁地感受得到。吃完午饭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围着围裙的人们便会走拢来，开始讨论与国家相关的事情。休谟 、科布登 和布赖特 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会在谈话中不时地迸出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被着一圈圈的人所吸引，是他们谈话的忠实听众，但也只是纯粹的单方向的听而已。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是：变革势不可免。俱乐部在市民中组织起来，伦敦的新闻报纸也被人们所订阅。非常奇怪的是，每天晚上，镇上的一个讲道坛都会把最主要的社论读给人们听。我舅舅贝利？莫里森常常就是那个朗读者，在读完后，他和其他人都要对文章作出评论，会议场面十分的令人激动。这样的政治会议频繁的举行，也许这也正满足了人们的期望，我对此怀有深厚的兴趣并参加了不少。我的父亲或者某个舅舅总是拥有很多的听众。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会议上发表演讲，听者众多，我只能从他们的腿下钻进去。那时候，我再也不能压抑我的兴奋和热情，比其他所有人都大声地欢呼起来。我趴在一个人的腿下，抬起头来看他，我感到了某种安全。我告诉他说演讲这是我的父亲，于是他把我举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主讲者是约翰？布莱特，他发表演讲支持史密斯成为斯特林堡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家后我对他说得不准确的地方做出了批评，比如当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而他说出来的却是众多人（men），他不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在man前面加上一个a，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必为此感到惊奇，也没有人会像护士照顾病人一样来关注他说话的语法错误。我后来又听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的演讲，其风格犀利猛烈，演讲题目是：“特权的死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特权的具体含义，可是我的父亲明白。我姨父劳德那里听来的最好的故事也是与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史密斯有关的，因为他支持在丹佛姆林建立议会。姨父是他所在委员会的成员，一切都运行良好，直到有一天史密斯被声称是“由尼塔沃”人 。于是，在这一地区，遍地都是布告，上面是一个疑问句：“你会投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凯尼山村史密斯所在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铁匠，他声称自己绝对不会。姨父赶过去与之抗议，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见面。“先生，我不会给他投票的。”主席说得很绝对。“但是”姨父说，“梅特兰（史密斯的竞争对手）却是一个崔尼塔沃人。”“该死，那，哇唔”，这是其反应。铁匠最后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小比例获胜。手摇纺纱机到蒸汽纺纱机的变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革命，依然在旧的体系下努力奋斗着。他的纺纱机大幅度地贬值，一种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会减弱失败的能源开始变得必需。母亲在这时站了出来，她为了家里的经济而开始努力奔走。他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铺以增加收入，但这在那时让我们可以过得舒适而体面却还远远不够。在这以后不久我开始明白了贫穷意味着什么。可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当父亲将最后的织成品送到大工厂去的时候，母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期待着能够获得新的原料，否则就得赋闲在家了。尽管不是“卑鄙、吝啬也并非可耻卑劣”，但当我的父亲如伯恩斯坦所说的，“恳求同在地球上的兄弟让他得以去干苦力”的时候，我心里的烈焰腾腾地燃烧起来。那时，我下定决心在我长大成人之后要改变这一状况。和我们许多的邻居相比，我们不会沦落到贫穷的境地。我不知道妈妈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贫困生活，并且活着看到他的两个孩子穿者白领的整洁的衣服。在一个不审慎的时刻，我的父母许诺说，除非我要求离家去学校，否则他们不作要求。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之间这一许诺的，可随着我的长大，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向想要主动要求。于是在他们劝说下，校长罗伯特先生对我产生了一些注意。有一天，他带着我进行了一次远足，随之而行的，还有我的发小，他们都已经上学。此后不久，我就向父母要求得以许可进入马丁的学校就读，此时他们才大感宽慰。毫无疑问，我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在八岁那年，我开始进入学校，而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对任何孩子来说，上学都还太早。学校带给了我无穷乐趣，因此对任何阻止我上学的东西我都会不高兴。而现在此类事情时常发生，因为从摩迪街头取水回家是我每天必做的早课。水的供给太少而且毫无规则，有时候直到很晚了我仍然不得出发去学校。二十几个老太太坐成一圈，他们在前一天晚上便拿一个不值一钱的破罐子摆成一线，这样便确定了他们各自的取水顺序。可以意料，这一方式引起了无数的争论，如何将他们平息下来，不用说我即便是镇上值得尊敬的老夫人也无能为力。在此我容赝“可怕的小老弟”的称号，于是，我的劝阻也许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紧张，或者更加激发了他们好斗的一面，这一切又反过来归因于我。因为我早上的这一任务，我总是迟到，但校长知道原委，便原谅了我的过失。同样地，放学之后店子中还常常有差事等着我去做。所以回顾我的生活，我早在十岁时，对父母，我已经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每每想到此，我便会找到一种满足感。很快地，他们便放心地把那些与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账目交与我处理，于是，在一个很小的方面，我变得有学问起来，甚至在孩童时期就开始处理商业事务。在学校里，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苦恼。男孩子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狗”（Martin’s pet），当我穿过街道的有些时候，他们会冲我叫那个讨厌的外号。我不能够完全明白这外号的含义，但它看起来是对我的一个极大的羞辱。它也阻止了我自由地以一种应该的方式向这位优秀的老师作出反应。他是我唯一的校长，对他，我欠了太多的感激。除了承认这一点，在他的生前我没有机会为他做更多的事情，对此，我追悔莫及。
丹佛姆林和美国（图）（4）
在教育中，我的好姨父劳德正确地赋予背诵以很高的价值，多德和我因此受益匪浅。我们经常要穿着外衣或者衬衫、卷起袖子，戴上纸制的头盔，把脸涂黑，拿着木板条做的剑，扮演诺瓦尔和格雷纳温 ，或者是罗德里克？度和詹姆士？费茨詹姆士 ，向我们的同学，还常常有老人，背诵他们的台词或是对话。我清楚地记得，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之间的一段非常有名的对话中，我们对一个不断重复的短句——“该死的虚伪”，存在疑虑。最开始，我们在说到“该死”这个不雅的词时，总是要轻轻地咳嗽一下，观众对此乐不可支。有一天，姨父告诉我们，可以说出“该死”这个词，而不会遭到责骂。这一天对我们来说非同寻常。此后我们就经常练习这句话，我总是扮演格雷纳温的角色，并且把这个词念得十分的饱满到位。偷吃禁果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能很好地理解玛格丽？弗雷芒的故事：一天早上，她显得很生气的样子，沃尔特？司各特问她怎么了时，她回答道：“司各特先生，今天早上我非常生气，我只想说‘妈的’，但是我不能。”从此之后，这一带有脏字的表达便意义重大。牧师可以在讲到坛上说“混账”而不为过，而我们，也可以在背诵中毫不拘束地大声说“该死”了。另外还有一个表达让我印象深刻，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争斗的时候，诺瓦尔说，“如果我们再打一次，我们的伤害都将是致命的。”1897年，我在为《北美评论》所写的一篇文章里面用上了这句话。姨父读到了他们，便马上坐下来给我写信，说他知道我是在那里找到这个句子的。在世的人当中，只有他能够做到。由于叔叔这样的教育方式，我的记忆力一定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想，除了鼓励年轻人记忆他们喜欢的东西并且经常背诵它们之外，没有什么是比这更能使他们受益的方式了。我能极快地学会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