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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
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能毫无例外地戳穿骗局。
而且，他斩钉截铁的领导作风和雍容大度的气量，一再证明了他的果断、左右局势的能力和才干。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尽管对戴如此谨慎地进行描述，人们还是无法将他在国民党拥护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敌共产党中间的名声对上号（他的许多拥护者甚至认为，如果他没在1946年3月17日坠机事件中死去，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在内战中取胜）。我们曾在《红岩》里见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戴笠和军统的军官们是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描写。戴笠一死，左翼记者们立刻指控戴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袖这类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
“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无疑会产生怀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在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做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二）指贫贱的故人。周处《风土记》：“越俗性率朴，初与人交，有礼封土坛，祭以犬鸡，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孔平仲《送张天觉》诗：“万事倏忽如疾风，莫以乘车轻戴笠。”参见“乘车戴笠”。
太平洋上空传来“虎！虎！虎！”
灼烫的电波穿过浓浓硝烟，在太平洋冰冷的云浪间飞驰。
1941年12月8日上午8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机动队偷袭珍珠港成功以后，担任这次偷袭的空中指挥官渊田大佐下令飞机上的无线电兵向偷袭珍珠港的舰队司令官南云发电报：“TOH！HUH！HUHru！”并向东京转发报告。
在附近海面坐镇“赤诚号”上的南云，当即收到了这一电报。
远在广岛湾“长门号”旗舰上的山本五十六和东京的大本营，也同时收到了这一电报。
在太平洋中心区域，从飞机上低功率发报机所发出的微弱电波，能够传到日本本土，在当时还是创记录的。
但只有极少人知道，与此同时一位名叫池步洲的中国抗日青年也创造了奇迹。
中国重庆歌乐山丛林郁，军政部军技室的青年密码破译专家池步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真神了，近30个昼夜的拼搏终于结出了硕果——早在五天前，这位热血青年就已经破译了这封电报使用的密码。
国与国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现实的利益。二战前后，国际风云诡谲：德、意、日三个“轴心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希特勒先与斯大林就欧洲势力范围达成默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尔后又趁苏联不备发动闪电战，在一夜之间德军的坦克、机械化部队、飞机在苏联的大地上、天空中长驱直人。斯大林仓促应战，又怕腹背受敌；而日本的第一步计划与目标是侵略东南亚，正无暇北顾，因此苏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日苏的默契，对中国的抗战极为不利，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对日宣战上。
“虎！虎！虎！”这个代号，二战以后几乎尽人皆知了，后来还成了一部美国二战电影的名称。关于其含义，一般的说法是事先约定偷袭成功的暗语。之所以要选“虎”字，有人说是因为日本有一民间谚语：“虎行千里必凯旋”。为此，传记作家吴越曾专门致函询问晚年侨居日本的池步洲老先生，池老先生回信说：日本政府在发动偷袭珍珠港之前几个月，就曾经用密电向各使领馆发布了许多暗语，这些暗语也都先后被他破译，但其中并无“虎！虎！虎！”这条暗语。渊田当时在飞机上发出的密电，可能是“东风，雨”这一隐语。这条隐语是日本政府发布的若干隐语之一，表示“日美开战”，这是日本政府规定全军甚至所有使领馆通用的，只要播发这一暗语，全军和驻世界各使领馆全都了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偷袭珍珠港单独设一隐语。因为“东风”二字的日语发音为TOHHUH，其中HUH的发音，与汉语“虎”字发音相近。“雨”字在这里当动词用，意即“下雨”，日语的发音为HUHru，其中－ru为尾音，很轻微，听起来和HUH也相差不远。因此，“东风，雨”的日语发音，是TOHHUHHUHru，反复播发，就讹变成“虎！虎！虎！”了。
风急浪高惊险回国
池步洲，1908年2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从小学习刻苦，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就读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工部，学机电专业。毕业后，经人介绍，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署谋取一个翻译文稿的职位，并娶一位名叫白滨晓子的日本姑娘为妻。三个儿女先后出生，更让池步洲的生活充满了甜蜜和温馨。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使池步洲从幸福的巅峰一下子跌入谷底。
1937年7月25日——也就是“七七”事变的第18天，乌云滚滚，停泊在神户港的“上海丸”轮船拉响了第一声汽笛，航程的目的地是中国上海。眺望大海白浪滔滔，池步洲的心里很不平静，不禁回想起近半月来的风风雨雨：
池步洲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处工作，比一般人更加清楚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知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迫在眉睫。他心急如焚，很想回国参加抗战，以尽匹夫之责，但羁绊太多，何日成行，一直难以确定。半月前，一位在日本警视厅供职的朋友匆匆赶到他家对他说：“你已经上了警视厅的黑名单，尽快离日回国吧。”这使池步洲终于下定决心，立即启程回国。他说服妻子，数日内办完房屋退租手续，处理完家当。但是，按当时日本的规定，凡中国人娶日本配偶出国，必须要有其父母的签字才能成行。为了减少麻烦，池步洲给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白滨英，还让妻子穿着中国旗袍，交谈时全讲中国话。
但是，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女儿美惠子只有3岁，还不会汉语。小姑娘看到大轮船非常激动，便用日语嚷起来，急得白滨晓子只得用日语呵斥。几个警察走过来，发现白滨晓子是日本人，便不准她离港，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行，非得要她的护照上有她父母的签字才行。这时“上海丸”已拉响了最后登船的汽笛，在这紧急关头，赶来送别的妻子的哥哥白滨常太郎到了。他出面与警察交涉，并代表白滨家族在护照和警方的文件上签了字，池步洲一家才匆匆登船。
在甲板上，池步洲紧紧地攥着妻子的手，感谢妻子为了自己做出的牺牲。他望着渐渐远去的异国山水，心里涌动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
白浪掀天，海鸥翻飞，追逐着“上海丸”。
一心报国成为破译专家
池步洲一回国，一位与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的留日同学就介绍他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机密二股”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池步洲在日本学的是电气工程，后来又兼修经济学，对电码一无所知。但他听同学说，如能破译出日军的密电码，等于在前方增加了10万大军，于是他就马上点头表示，只要是抗日救国，叫我干什么都行。
人生历程，有许多折点，皆由偶然的机会造成。池步洲不懂电码却去研究密电码，是一偶然；他跻身于特务机关，却没有参加特务组织，又是一个偶然。当时的池步洲，是个纯粹的书呆子，虽然在驻日大使馆工作了好几年，但居然不知道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是特务机关，还以为那不过是国民党中央的一般直属机构。他之所以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与他的顶头上司李直峰有很大关系。李直峰非常赏识池步洲的才干和单纯，觉得这样一个爱国青年，不应该让他蒙受污垢。李直峰是我党的秘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