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我摸了下脸，不禁问。
“虎牙。”
“你有虎牙么，我也有。”我说。
他淡淡微笑，“我没有，但是我知道你有。”
与此同时，白霖也指着不远处的我，对着那男生说：“同学，你要找的是她吧。”
原来，男生叫刘启，是计科系的。
他便是白天在排我身后打饭，还跟着食堂师傅一起笑话我，接着被我狠狠地剜了一眼的人。
后来，我从人堆里挤出来，将饭卡弄丢了，他正好拾到，想叫我，却没想到我溜得跟一股青烟似的，就在食堂消失了。
他无奈之下，去学校查了饭卡上的学生信息，然后问上门来，还给我。
那饭卡是白霖的，所以他便以为我叫白霖。
下课后，走在回寝室的路上，我和白霖都下定决心要报答人家刘启的恩德，有机会一定请他吃饭。
这个周六，我不用去彭羽家上课，而老妈的休息日也终于和我重合在一起了。她在距A市60公里的女子监狱上班，我们学校和他们监狱分隔在A市的东西两头，其中艰巨有将近一百公里，来来回回很不方便。所以，虽说在一个城市，却很少见面。
很多人觉得警察就是公安，公安就是警察。其实，公安只是警察中的一种。警察还有狱警和法警等等。
我妈就是地地道道的狱警，穿着警服上班，臂章上的警徽里绣着“司法”两个字。
白霖经常羡慕说：“小桐啊，你妈妈穿起制服的样子真是英姿飒爽。”
可是我妈明明就是一个梨形身材，肚子上的游泳圈足足有三个，我怎么都不能将她和“英姿飒爽”这四个字联系起来。所以我一直在琢磨和自省，究竟是我的欣赏水平有问题，还是他们都有问题。
她平时本来就忙，加上狱警这项工作的特殊性，只能轮休，也需要时常夜里值班，不分节假日，故而老不回家。我也就索性呆在学校里，偶尔去看看爷爷奶奶。
我在回家的路上绕去菜市场买了菜和鱼，准备给她老人家做一顿丰盛的午餐。一般他们值班以后是早上九点下班，稍微磨蹭一下到家也就十一点了。
老妈到家的时候，我正在端鱼。见她连制服都没换下来就回家了，我奇怪地问：“你走得急啊？”因为大部分情况，他们是不允许平时穿警服的。
“恩，”她洗了把脸，“你王阿姨他们送了我们监区一个女犯到城里来看病，大概是要住院的样子。我吃了饭还得去医院替他们守一下。”
“哦——”我蔫蔫地应了一声。
吃饭的时候，我俩对坐着，只听见咀嚼食物的声音。
她说：“我一会儿顺道给你奶奶他们送钱过去，多了四百，我放你桌子上了，下个月你生活费。”
“不用了，你留着吧，我打工攒的钱还够用。”
“那就先搁着吧，你自己不用存着也行。不然你去看你爷爷的时候给他们买点东西。”
我垂头扒饭，默不作声。
她又问：“学校最近有什么事儿么？”
“没有，都挺好。”
然后，相互之间再也无话。
吃过饭，她匆匆就走了。
我盯着书桌上的四张人民币看了许久，最后还是出门将钱存在了银行里，然后买了点水果去医院。
走进病房里，奶奶不在，只看到爷爷还是十年如一日地躺在那儿，丝毫没有睁眼的迹象。我放下东西，在床边坐下来，摸了摸他雪白的鬓角。
有时候连他上一次和我说话究竟是什么情况下，我的记忆都有些模糊了。
呼吸机放在旁边，却没有用。
两年前，爷爷是因为大脑缺氧十分钟，而造成了植物人。如今他的情况大好，呼吸机大部分时间都停用，而是练习他的自主呼吸能力。每天还用管子给他从食道里喂点芝麻糊牛奶之类的流食。
无论是奶奶也好，还是护士也好，都将他照顾得非常仔细，几乎都没起褥疮。用医生的话说，除了不能醒过来，其他生命体征基本正常。
但是这一笔巨大的医疗费用。而且全部由我们家和大伯家分担。
“吱呀——”一声，门开了。
奶奶提着一瓶开水进来。
“奶奶。”我站起来叫她。
“你来了。”她瞥了我一眼。
“我帮您提。”我接过她手里的热水瓶
“你妈刚才都在。你娘俩还真是，要么人影见不找，要么凑一块。”她说。
奶奶一直和我妈合不来，因为我是女孩儿，从小也不怎么待见我，如今更是见一次烦一次。
我说：“有个犯人在这里住院，她来看看。”
奶奶冷哼，“我知道，就在三楼，还戴着个手铐。刚才上来的时候人家就跟看稀奇似的。听人说是那犯人的老公跟女人走了，还把儿子也送了人，那女犯知道了消息一时想不通就想在监舍里用床单上吊。”
“哦。”原来。
“这女人也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我实在不喜欢听她喋喋不休地数落谁，便起身说：“我去三楼看看。”
在三楼最僻静的一间单人病房门口，我看到两个警察坐在门口，其中一个我认识，就是那位王阿姨。
“这不是桐桐么？”王阿姨眼尖地叫我。
我走过去和她打招呼，好奇地朝病房里面瞧了瞧，门缝很窄，几乎只能看到那女的膝盖以下，裤子是淡蓝色，我在电视上见过她们的囚服，全身淡蓝色肩背上有白色的条纹。她的右脚脚踝上了手铐被铐在病床的铁栏杆上，旁边站着我妈。
“你怎么来了？”她看到我。
“奶奶说你在这儿，我来看下。”
她走出来，王阿姨就进去。
“你们七点不是系里要点到么？还不回学校。”她一面问我一面转身警惕地带上病房的门，让我再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她一直这样，刻意地让我和她的工作保持距离，不让我接触那些服刑人员。
我说，“我们系已经没点到半年了。”
但是，这句话我估计她压根没听见，因为就在同时护士站那边的护士正高喊：“童警官！朱医生请您过来一趟。”
我看了她一眼，转身下楼。
4、
家里挺难的，我知道。
爷爷躺在特护病房里每个月的医药费就是一笔不菲的支出。老妈的工作说起来好听，其实也就那么点。
本来以前她是每个月给我三百，一天十块钱。后来物价涨了，她多匀了一百块给我。其实那些钱我大部分都存了起来，没怎么动，除非那个月没什么家教收入，就取点出来救急。
我回学校吃过饭再和白霖去上自习，九点出来，有点饿就去食堂的小卖部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食堂的大厅里挂着好几个电视。
七点半以后寝室里面掐了电视信号，有些人就凑到食堂看电视。
电视其实就只能看省台，但是大家仍然津津有味地仰头守着。这个时段，省台的卫星频道正在播每周一次的法制频道。
我瞥了一眼电视。
画面是在高墙下，好些女犯站在空地上整齐划一地做着“感恩的心”之类的心理保健操，然后镜头切到旁边，一位女警站在前在接受采访。
戴着警帽，一身笔挺的藏青色警服，显得干练又精神。
记者问：“童监区长，去年您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十佳监狱人民警察’并且荣获个人二等功之后，您觉得有压力吗？”
女警官笑笑，“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压力和动力并存。况且这些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的，而是整个监区整个监狱同事共同努力的结果。”
白霖诧异地张着嘴，看着画面，停下来，说：“小桐，那不是你妈么？又上电视了。”
她说这话声音不算大，但是在过了吃饭时间的空旷食堂里响起来，又显得那么落地有声。
话一说完，所有人的视线都刷一声集中到我身上。
我倏地拉着白霖就走。
是的，那女警就是我妈。
以前她第一次上电视的时候，我和老爸老早就在电视机前守着，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普及摄像器材，只能用录音机将声音录下来，每每过节气的时候就拿来回味。
后来，这类的节目越来越多，多到我都再懒得询问。
她是个好警察，真的。
她用她的真情和那种一丝不苟的责任感，渗透到许多服刑人员的心中。她重视她们，还有她的工作，却独独没有将我放在心里。
周五，又接到彭羽的电话，他说：“薛老师，明天科技馆有一个很大的航空模型展，我有几张票，所以特地邀请你一起去。”
“哦。你不补课了么？”又少了收入。
“周日吧，行么？”
“好。”
“你能给我慕老师电话么？”
“慕承和？找他做什么？”
“他好像也是航模的爱好者，我想也请他去，谢谢他上次请我们吃饭。”
我哦了一声，想想又问：“你说你想去看什么？”
“航空模型。”
“一个模型有啥好看的。”我觉得有时候男生的兴趣爱好真是搞不懂。
也不知道是慕承和太闲，还是对彭羽这孩子有好感，或者是他真对那玩意儿有兴趣，他接到电话便欣然同意了。
围着一张深咖啡色的围巾，准时出现在科技馆门口，和我们汇合。
果然是科技馆在搞活动，好像政府组织的俄罗斯航空月系列安排之一。
这次俄罗斯历代飞机模型只是针对青少年爱好者的，接下来还有航空飞行表扬，和相应的学术交流。
这个省立的科技馆，我中学也时还挺旧，翻修后听说有趣了很多。有数码模拟的侏罗纪和白垩纪场景重现。而航空厅却一直很空荡，如今却突然摆着很多飞机模型。
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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