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钟的光景，我被一个民警带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进去以后发现我的父母、老张、宿舍楼的值班老师和李大侠分坐在办公室的各个角落。我望了一眼非常气愤的父母，站在桌前不知所措。
“昨天晚上八点到今天凌晨一点，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一个民警拿了本审讯记录，坐在我对面，开始问话。
“我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在学校外面的大排档吃饭！”我怯怯地回答。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在哪儿住？”民警不慌不忙地问。
“他叫张浩东，是我以前的一个同学，现在也是警察……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住！”
“你说什么，张浩东？”不知何故，民警突然很吃惊，“他昨天和你在一起？”
“是的，他还给了我一张名片，”我伸手掏出名片递给他看，“然后他就走了，我顺便在街上散了一会儿步，结果就莫名其妙地被抓到了这里！”我尽量说得很委屈。
民警把名片看了又看，然后拉过桌上的座机，按下“免提”后拨了一个号码。不一会儿电话接通，传出熟悉的声音：“什么事，爸？”
我大吃一惊！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民警似乎想证明些什么，所以声调异样。
“我一直在家里看电视啊，怎么了，爸？”
“张浩东，你他妈的再说一遍？你还记得你喝了我多少酒吗？”我怎么回事以后，一气之下，对着电话诉尽心中怨恨。
“怎么是你？”对方突然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你是谁？”
“我是你爸，我操你……”可能是我爸接受不了自己突然拥有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孙子的事实，未等我骂完，他就冲过来重重地打了我一巴掌，并且大声通知我说：“你以后不要回家了！”
我当时痛不欲生，感觉自己是一只离群的鸟，越是疲惫，越是想飞；不愿哭泣，却忍不住流泪。眼前所有的一切，都虚化了……
原来我离校的那一天，我们隔壁两个宿舍被盗，丢了很多东西。值班老师咬定只看见我一个人进出过宿舍楼，何况晚上我无故离校，种种迹象表明我有重大作案嫌疑，要不然民警们也不会开着车到处找我。我被抓住以后，关在了张浩东父子所在的城关派出所。然后民警找来我的父母和学校的若干相关人员陪同审问我。看似十分复杂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后来还是比较幸运的，就在我被关在派出所的时候，宿舍楼再一次被盗，而且这一次较上一次更为严重：十几个宿舍的门被踹开，包括被褥衣服在内的所有能拿得走的物品，全部不翼而飞。事后李大侠笑着说这个贼还算有点儿良心，剩下床和柜橱没有搬走。李大侠没有理由伤心，属于学校的财物一样也没有丢失。我并没有思考诸如贼是怎么一次性搬走那么多东西的、他有没有同伙、他们开得什么牌子的车等无聊问题，也没有心思同情那些被偷得一无所有的学生。我当时由衷地感谢那个贼或者那帮贼，因为他们的出现才证明了我的清白。在此之前，我已经被关了两天。临放出来，作为科长的张浩东的老爸当着我的面狠狠骂那些抓我的警察：“你们他妈的都是吃屎长大的吗，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明白，他一个学生要是偷了那么多东西，放在哪儿啊？”而我重新获得自由后，最想做的事就是找到张浩东，狠狠揍他一顿。
走出那间狭小的房子，走过那个宽阔的院子，我无比颓废。回头看看，大门口五个巴掌大小的字居然也是金色的：城关派出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九章：受人瞩目
古代给犯人们量刑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说法：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虽然事实证明我不是偷盗宿舍楼物品的人，我的所作所为也不足以影响到学校的声誉，但是为了给学校方面和派出所方面修一个台阶，以方便他们能从高处安全自然地下来，还得委屈我被记大过一次。“半夜私自离校，还在外面酗酒游荡，记一次大过算便宜你了！”李大侠如是说。
被记大过以后，我开始厌学。为了避免再次记过，也不好意思在别人都在教室里坐着的时候跑出去，只好静下心来看书。我把所有课本当作废品卖给了一个收破烂儿的老头儿。这一举动让班里同学刮目相看，不知情的还以为我已经知识在握，提前为迎战高考破釜沉舟，自决后路。课本对于出版商来说是一种利润极高的商品，对于学生而言则是种被强迫购买的注定贬值的什物。这就是为什么学校卖书给我们时要几十块钱一本，而废品站买我们的书时只需五毛钱一斤。我甘心做两次亏本儿买卖，用卖书的钱再买书看。“书非借而不能读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况且呆在学校的那些人只有课本，更呆的兴许还有几本参考书。
看了很多书之后，写东西的欲望虽不及韩寒的《三重门》中的林雨翔的表哥的同学的“文思如尿崩”之夸张，但冲动还是有的。每当写东西的冲动来临，往往不能自抑，提起笔来一气呵成，颇为顺手。忽然明白高雄逼我们投稿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文章这东西逼是逼不出来的，为了写文章张而写文章写出来的只能是文字，心里若是有了思路，自然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反映教育问题的《航船》，投到当时一家专门出版学生适用的报刊的报社，不到一个月，文章见报。我们的第四任班主任是教语文的，语文这个学科貌似和文学有那么一点联系，所以班主任不幸见到文章后，对我赞不绝口，夸我文学造诣很高。我不屑处之，结果遭了人家的白眼儿，“写篇文章有什么了不起的，狂什么啊！”
我听了不知道说什么好。所谓“狂”有何内涵呢？我记得清代一个词人说过：“狂者，一肚子不合时宜发见于外着。”另一本书上对此的白话解释是这样的：“狂”就是别人都这么想，他偏要那么想，想就想吧，还一定得干出来的主儿；狂的与现实有些格格不入，以致不能被人理解。我觉得我的行为不属于狂，即使属于狂，我也没有错。国学大师钱钟书不也曾狂言整个儿清华大学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作他的教授吗？为了惩治班主任的小心眼儿，我更加小心眼儿，当即写了一篇讽刺他的文章，可惜报社不了解情况，不予发表。对此我深表理解，因为当编辑不了解作者的身份地位和写文章的动机背景的时候，只能根据文章的内容来判断文章的好坏了。况且写文章骂人总归是一件有失公平的行为。
世界上很多著名的个人壮举，都离不开观众的怂恿或者支持。观众就是环境，可以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成为大家，也可以使一个胆小如鼠的近利者变为大贪。自从我把书本卖掉以后，老师们彻底放弃了我，置我于不管不问的境地，倒是几个好事的同学见到我就表现得非常亲切，颇有远见地叫我“才子”、“作家”，鼓励我说只要好好努力，前途无量。本来我也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见他们难得有这么强烈的看热闹的愿望，觉得满足大家也好，于是大张旗鼓地买来稿纸，十分卖力地写着，就像一个三流演员，可能平日没有那么深厚的表演功底，然而一旦众多观众给与支持与鼓励，表演起来就格外用心，往往有超常的发挥。我的起点比较低，所以超常发挥的效果并不是十分明显，不过后果却很严重。
这个严重的后果就像怀孕一样，刚开始并没有表现出来，三四个月后才慢慢凸现。那天课间，班里负责接受信件的一位女同学找到我，说接收室有我很多信，叫我拿上身份证去领。我来到接收室被吓了一跳，那里总共有我一百多封挂号信和几十封平信！接收室里的老大爷可能活了六十多年也未收到过这么多信，嫉妒之情溢于言表：“小伙子，你是不是刊登了征婚启事啊？”我冷笑一声，用沉默回击他的嫉妒，埋下头开始签一个名字拿一封信。
如此繁冗的签收规定注定要浪费很多时间，等我拿完信赶到教室的时候已经快要下课了。老师对我的迟到早退早就见怪不怪，此时见我抱着一大摞信走进教室，也难免心有旁骛，他用手指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以便眼光能无比专注地跟随着我。同学们自然不比老师见多识广，他们早已经用一声声惊叹代替了一切苍白的肢体语言。我面无表情地走到座位坐下，心里却笑得得意洋洋。这是我上学以来，为数不多的引人注目的时刻。
第九章：独自逍遥
中午放学后，我回到宿舍开始看信。拆了十几封以后，我不想再浪费时间，索性把余下的信抱起来全部丢在老张的床上。老张吃完饭回来，见到精神食粮马上又来食欲，迫不及待地跃到床上，在信的海洋了尽情畅游。
说实话，这一百多封信除了对中国的邮政事业做出了一些微薄的贡献，对写信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给我的益处也仅限于使我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封信是这样的：
尊敬的师父您好！
您的文字，给人力量，让人振奋，催人前进！
您就像火红的太阳，照亮了我原本黯淡的心灵；您就像闪亮的星星，点缀了原本空白的思想；您就像甘甜的泉水，滋润了我原本干涸的希望！
您是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拖着美丽的火光，闯进我缺少色彩的生命，从此，我的生命焕发光彩！您是一辆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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