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11月7日，中国劳工总工会（办公地点在上海枫林桥附近）给苏联在北京的代表发了一份贺电，对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六周年表示祝贺，并代表西南军阀向俄国寻求结盟：
六年前的此日俄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中国劳工们荣幸地利用此机会向你们表示祝贺，并传达我们对你们成功的希望，而且我们请求你们立刻离开北平来南方与西南政府签署俄中贸易协定。中国与俄国的友谊将因此而得到巩固，而两国的人民也将因此受益。
作为总工会组织者和主席的王亚樵亲自主持了起草这份电报的会议。无论王亚樵作为一个工会领导的动机有如何的崇高和爱国，他同时也深深卷入了上海地区对非法毒品垄断的尔虞我诈当中。在给俄国代表起草电文的那次会议三天后，负责上海市中国和淞沪管辖区的中国警察厅厅长被暗杀。1923年11月10日对徐国梁厅长的谋杀，是一个叫李达生（音）的人干的。李化名郑一鸣（音），是王亚樵的部下，据说他是奉了主子命令行动的。因此王被认为是下了暗杀令的人，因为谋杀既可以解决一个法律纠纷，又可除去徐国梁这个对上海地区庞大的贩毒走私网络决不心慈手软的警方官员。
法律纠纷是指当时在江苏督军（也是南京的军事主管）齐燮元将军与浙江军阀何风林将军之间的争斗。根据齐将军的代言人在暗杀发生15天后发布的官方说法，何风林对徐国梁被齐督军任命为警察署总署长一事产生嫉妒但齐燮元本人却很快承认，暗杀徐国梁的主要原因与贩毒有关。在1924年1月8日《中国北方每日新闻》（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一篇采访中，齐督军说：
从某种意义上徐将军是一个官方鸦片走私集团的障碍。他力图阻止走私但成效甚少。实际上，他想暴露那些与走私有关的人的努力导致了他的死亡。但是，他得以在死亡前向政府当局报告了这个官方集团，而且他披露说，那些负责该集团生意的人为了战争需要钱并想杀死他。
两个缘由明显地连在一起：要是开战的双方有一方能够在上海垄断毒品市场，那么从中取得的暴利便能用在军备上，从而保证最终成功地夺取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的对毒品买卖的控制权。既然齐的用意在于确保这笔资金来源不落入敌人之手，以往的反鸦片活动便也不过是阻止浙江军阀卢永祥和何风林获取额外资金的全面政策的一部分了。
因此，齐督军的政府一宣布在上海成立一个由徐国梁领导的阻止走私鸦片和军火的警察机构，何风林便马上在淞沪地区也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受其军队管辖、名义上控制走私的办公处来与之抗衡。而实际上这个办公处不仅没有阻止走私，相反却对其予以纵容。办公处的头目由卢永祥的总参谋长提名，这个参谋长本人便是个走私犯，他的同谋是上海三大帮会的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
这些帮会头子和浙江军阀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司，购买了一些汽船和机动船，组织了一支小船队来走私毒品并贩卖给批发商。由于受到军阀士兵的保护，毒品商们每年能获利大洋100多万元，并与他们的军队庇护人共享这笔收入。其中40％的赢利，即每日约1000元大洋左右的收入，落入督军衙门的手里，还有40％归法租界的帮会分子们，其余的20％给杭州当局。
徐国梁厅长拒绝分享这些赃物。当他了解到来自淞沪警备司令部渠道的秘密贿赂时，便把负责操作的人训斥了一顿，并威胁要揭露他。这一事件，再加上徐厅长引以为荣的清廉（“众所周知徐厅长没有从鸦片走私中接受分厘”），应当是他被杀死的原因。据一种说法，有人与王亚樵联系安排这场暗杀。于是他又同两位宪兵联系，答应付他们每人40000元大洋来行刺。然后他们又找了第三个人，此人在上海兵工厂的侦缉队里有关系。最终是这个第三人动手，将徐国梁刺死。王亚樵对此案的涉入似乎很快就得到证实：他突然离开了上海而出现在杭州的一位军官那里，有人说那是对他安排了暗杀的奖赏。
奖赏并没能持续。1924年9月，王的靠山、浙江军阀卢永祥被打败后逃往日本。于是，王亚樵再次带领200多个部下来到上海，并重新当起了安徽帮的头子来进行诈骗活动。戴笠很快对王不再抱幻想。显然，王不是戴笠原先以为的那种具有战略远见的人，而最多不过是个绿林首领而已。于是，这个未来的秘密特务头子与王告辞，踏上了那条很快将他引向黄埔军校的道路。
这以后，王亚樵在一个个著名的暗杀事件中露面。1930年7月24日，前中国商业汽船航海公司的业务经理赵铁桥被暗杀了。据警方的报告，刺客是王亚樵手下的人。王亚樵的兄弟王述樵在上海当律师，后来被上海市政警察逮捕后最终交到了中国当局的手里。一年以后，1931年7月，几个持枪人在上海北站企图刺杀宋子文，但在行刺中却错杀了他的秘书，王亚樵被指控也是这次暗杀的幕后策划者还有一次，以自由职业者为名的王亚樵被认为策划了谋杀前来调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国际联盟的成员。但谋杀计划由于上海市政警察的严密监视和保卫而未能得逞。
显然，王亚樵具有多方面的后台，他在中央政府悬赏10万元大洋捉拿他后可能曾向这些人求救。1932年，王向福建人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将军请求保护，从此他成了陈将军的追随者，当了他特工部门的头目。1933年“福建事变”，李济深和陈铭枢在该省成立独立政府之后，王亚樵表示要替蒋介石干，让蒋的秘密特工范汉杰安排他向总司令投诚。但当蒋把这件事交给戴笠办时，这个秘密协议告吹了，因为王对戴笠公开表示蔑视。于是这位刺杀王便向蒋介石的敌人桂系寻找靠山。
其实，靠山和受庇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名义上的。就像后来恐怖主义时代的“卡洛斯”王亚樵一直我行我素，自作主张，凭着自己的本钱来独立行动。这使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三四十年代一个具有浪漫色彩的刺客。我们将会看到，后来傀儡政府和日本殖民者也开始了政治谋杀。
第十三章 行刺暗杀组织
然而，暗杀更多的是集体行动。执政党为“歼灭”共产党而成立的秘密组织是一种政治工具，强调盲从和一心无二地服从蒋介石和党中央。参加“剿共”组织“上海市政同志会”的男女们必须进行会员宣誓，填写登记表，并同意遵守一系列复杂的与亲友、他人和组织内其他人员交往的保密纪律。至于谋杀技术，30年代特务处的刺客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秘密特工暗杀队和团体训练单位的现代手段，而非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英雄模式。
在华中为戴笠的秘密特务机构执行政治谋杀的主要的秘密人员，全部由包括小组领头毛森在内的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组成并领导，他们在那里受到使用刀枪技术的集体训练。同样的集体纪律也用于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成员，如白世维、黄泗钦和陈恭澍。
据说蒋介石对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绑架和暗杀活动非常满意，尤其是他亲自向戴笠布置的谋杀吉鸿昌和张敬尧的行动。暗杀张敬尧的命令是在河南军阀开始与日本人勾结后下达的，而戴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特务处华北站站长郑介民执行。
郑又把这项行动交给了行动员白世维负责，后者是黄埔军校七期班毕业生。在特务处的仰慕者们的心目中，白世维（旗人后裔）是个传统豪杰的典范。“因为他具备燕赵之士的气质，慷慨豪爽，胆大心细，沉着勇敢。” 1933年5月的一个早晨8点，白世维和他的同学王天木和陈恭澍在北平北场大街甲18号的一个秘密据点与郑介民碰头，郑对白说：
此去必须达成任务！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增加政府的困难，给日本军阀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还的机会不多，若不幸牺牲，你对家庭有什么交待？
白回答说：“家有父母，两个哥哥，老婆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宗蕙。我家尚有薄产，生活不成问题，若不幸牺牲，希望政府对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顾，就死而瞑目了。”
张敬尧在北平六国饭店租下了几个房间。当天，白世维带着“尊严和行刺的决心”，找到了这个军阀的据点。他冲进去将军阀击倒。军阀女伴的尖叫声引来了饭店侍从和经理，白世维咄咄逼人的举动吓得他们居然让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张将军被刺客的枪弹击毙，死在他女伴的怀里。顺利逃走并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维，1949年后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长，而且最后当了台南市参议院参议。
戴笠的另一个暗杀目标是吉鸿昌。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冯玉祥在1933年5月组成了2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副司令，由此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蒋介石迫使冯玉祥辞去总司令的职位后，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副总司令们被诱惑投降。但当逮捕他们的命令下达时，国民党负责这一行动的将军不肯下手，反而给吉鸿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相对安全的租界区里安身。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租了38号房间。
蒋介石让戴笠谋杀吉鸿昌后，这位秘密特务头子便安排了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负责下手。1933年11月9日，陈与另一个行动组特工吕一民到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谋杀失败了。吉仅被一颗流弹击中肩头，而另一个人王化南却被错杀了。此事件导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鸿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给中方并遣送到北平宪兵部。在何应钦作为“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调查了此案后，吉鸿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拒绝投降，于是，1933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