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只有国民党，只有三民主义和领袖才能救中国”的思想。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北方的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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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一个不仅敢想而且敢干的人，何应钦注意起戴笠手下的郑介民来，此人安排了刺杀当时正在与日本人谈判的湖南军阀张敬尧。当时蒋介石的代表即将与日本人进行谈判，除掉张敬尧可能起到了防止其他潜在的汉奸破坏谈判的作用，至少干国勋是这么认为的。他后来说这一处决“引起了燕、赵豪杰人人奋发，原充满封建享乐之华北社会，气象一新，所有汉奸如王克敏、王揖唐、鲍文越等皆畏缩藏匿，不敢蠢动，而段祺瑞、吴佩孚具有代表性之北洋人物，亦皆顺应舆情倾诚中央”。
蒋介石的谈判总代表是他的高级顾问、前上海市市长和外交部部长黄郛。黄郛在1908年是蒋介石在东京军事预备学校（Shimbu Gakko）的同学（阎锡山也是）。虽然黄已经退出公共生活，但在1932年他又恢复了政治要职。鉴于对日战争引起的全国危机，他回到了上海并创立了新华重建社，该社还出版《复兴月刊》。1933年3月，他被命名为北平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并受蒋介石指派参与不得人心的与日本人的谈判。
与此同时，日本人加强了他们对热河的占领，并继续进攻察哈尔。冯玉祥决定从他退休的张家口出来，通过发动抵抗运动来争取国家领导权。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宣布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开始召集军队。五天后，5月31日，黄郛总算与日本人谈成了停火。但公众舆论似乎更支持冯玉祥，塘沽协定被称为卖国，黄郛被斥为亲日的“汉奸”。然而，此刻的关键是军事力量，而非公共舆论。当何应钦在北平——绥原铁路南集合部队时，黄郛和宋哲元（他的部队控制了河北的东部）在1933年8月“说服”了冯玉祥解散他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同时，为了使何应钦分散其力量，冯玉祥把察哈尔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宋哲元，自己回到自己在山东泰山的别墅，于是宋哲元成了河北察哈尔地区的政治领导人。他在1935年5月签署何梅协定时，是平津卫戍司令。
塘沽停战的条件之一是取消抗日宣传队。这一条只是在名义上得到执行。各种宣传队因此而改成或并入附属在各个军队里的政训处。刘健群自己成了宣传头目，自此以后，所有的复兴社活动都在这个幌子下进行。每个军事单位的政训处处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复兴社的“小组干事”，该军事单位每一个重要的会议都有政训处的人参加。政训处的第一科代表了复兴社的宣传机关。第二科是情报机关，如果它需要特务活动的话，它便让地方宪兵第三团来当“警卫”，或者当“稽查”员，对军队的每个官员进行调查和侦查，看是否有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活动。偶尔二科也会利用非军事人员——主要是地方的黑社会或帮匪，有时是青红帮的人员，有时是宗教人员——来对付农民、商人和那些不属于军队或教育机关直接管制的工人们。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学校的军训
1933—1935年间，蓝衣社通过全国高中和大学的军训系统，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了北方。一个叫做“国民军事教育处”的机构在训练监察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于南京。这个处先由力行社的潘佑强领导，后来是杜心如，并在各省的大城市里组建了“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军训主任”，他们大都是黄埔毕业生。在这些人以及被派到高等院校（包括高中）“军训室”的“军训教官”当中，很多都是复兴社的人。
他们的任务是组织90天的高中和大学生的训练课程。初中在名义上由地方的市长或县长一级的官员来领导，但事实上是由每个学校的军训教官负责。在大专院校，大队和中队在校长室的领导下组成，但仍由军训教官指挥。于是，以这种方式，复兴社渗透到了每一个大学和中学，他们做蓝衣社的宣传材料，对进步青年进行监视，并搜寻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些训练教官与戴笠的特务处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共产党认为他们是白色恐怖最残忍的执行者。
大多数真正的军训是在各省府的夏季培训项目中开始的。比如，在学校的假期里，河南和陕西的学生队伍在开封集合，形成训练营。政治灌输的分量超过了军事教程，教官们大都是复兴社的人，传授关于领袖的语录和思想、三民主义、国际事务、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组织的发展以及关于“一个领袖一个党”的课程。
最重要的课是“精神教育”。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参加夏季训练的学生崇拜蒋介石，于是不仅“敬爱领袖”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而且一个学生在任何时候听到“委员长”的称呼，他立刻就得聚精会神满怀崇敬地聆听下文。而实际上，学生们对在酷暑中听三四个小时的讲话感到非常厌倦而心不在焉，他们在政治教员的背后把这些讲话说成是“蒸人讲话”。尽管学生们由于怕受到报复，被带上“红帽子”，不敢顶撞这些政治教员，但他们看不起这种教员，而且蔑视他们。
例如1934年夏，在北平的黄寺举办了一个有2000多中学生参加的夏季训练营。在那次的一个军训课程中，学生们被告知“安内第一，抵抗第二”的重要性。有一个学生坚持要发言，反对这个开展反共内战的政策，他大胆地问：为什么打败日本人首先要取决于消灭共产党？这个学生立刻被抓了起来，其余的学生被告知：他是共产党秘密派到那儿来瓦解他们的。后来这位学生被交到了第二十五宪兵处，从此再也没人见到过他。
在这些训练课程以及大学正常的学期里，教员中的蓝衣社成员们不断寻找强烈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的学生。当他们发现坚定的反共学生时，便竭力把这类学生训练成“职业反共分子”，以摧毁共产党的学生组织。比如，在开封的河南大学就有在吸收学生中的追随者方面获得显著成功的政治活动小组。
“职业反共分子”被怂勇当警察的告密者和“引线人”，以帮助警察和宪兵追查和逮捕共产党学生。假如反共分子们成功的话，他们会得到特殊资金并在学习上受到奖励，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推荐为复兴社的成员。
“军训”毕竟是一种对预备军官的训练，它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将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物色干部。在刘健群当政训处主任时，他还组织了一个政治训练班，把1000多个高中学生聚集到南京，来接受“一个党，一种理论，一个领袖，一个敌人”的原则。这些学生毕业后，想必是享有黄埔毕业生同等的待遇，他们在成为军队的政治干部之前，全都成为了复兴社的正规成员。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北平活动
1934年4月，刘健群被调到了南京当复兴社总书记。他的北平政训处处长的位置由曾扩情接替，曾在那时也已成为复兴社地方组织的领导。曾发现城市里的政治形势异常地复杂，尤其是在首都各种警察机构方面。行政院的北平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不是别人，正是在塘沽停战谈判中的黄郛。市长是袁良，黄郛浙江的同乡，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袁良在丰田和上海当过警官，在来北平接替市长位置之前，任上海公安局局长。他们都是权威性的政治要人，可他们两人在控制市警察署长余晋和这一点上无能为力。余也是浙江人，他与黄郛同时在日本就学，但他是东京宪兵训练学院的学生。
先当过青岛的海关署长、后当了那里的公安署长的余晋和，也是日中合资企业陆大煤矿公司的成员，他与日本人关系密切，而且个性勇猛，且为自己和手下的人争夺了许多原本属于宪兵头目蒋孝先的刑警力量和权威。蒋的上司绍文凯，作为宪兵司令部的司令，对宪兵部门负有最终的责任，他抱怨过这种侵犯其职权的做法，但他和仅次于戴笠的司令部特派书记廖划平对余晋和的霸道都感到无能为力。
幸亏对曾扩情来说（他得从复兴社操控自己的特务行动）廖划平是四川同乡。当曾需要宪兵帮助逮捕复兴社的嫌疑分子时，他可以求救于廖，后者通常乐意与他合作。
在对待“外部敌人”的合作方面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曾扩情1934…1935年任职北平期间，他在对日情报方面一无所知。这方面的工作全部在戴笠派遣到华北、作为他的情报安全代表的两个人身上：娄兆元和卢起勋。虽然这二人借调到了政训处，但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不向地方蓝衣社组织内的任何人汇报他们反日的工作或在北平地区对军事人员的监视情况。既然人们已经认为他们只向戴笠汇报其情报，娄和卢便索性在自身周围制造了一种明显的恐怖色彩，于是当地军事单位的“负责人”对这二人感到恐惧而戒备。
日本人自然通过侦探了解到了政训处的活动。1935年6月10日，何应钦在与梅津美治郎中将（日本驻华北部队司令）谈判时，不得不对日作出各种让步，不仅同意把于学忠的东北部队（整个第五十一军）撤出河北，取消华北的国民党机关，而且同意解散蓝衣社，关闭在北平的政训处和宪兵部门。戴笠的人躲到了幕后，而曾扩情和复兴社则停止了他们的活动。在向成都的蒋介石汇报了之后，曾便把他的政训处，连同北平的许多人员，一起迁至西安，在少帅手下进行反共活动。
戴笠在北平的复兴社内部神秘地进行特务活动的同时，还在南面的河南，在极端活跃的蓝衣社组织内，逐渐地建立了自己水泄不通的情报网。复兴社在河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省长刘峙的支持，刘曾是黄埔的一位教官，而且是得到蒋介石最高奖赏的将军之一。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复兴社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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