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院长建议，由在该院养伤的涂锡道任医院政委；到1938年12月支队即由原来不足一个营发展到2000余人，相当于一个旅的部队。
771团3营实际上是红九军团部队。1932年6月红军5军团14军，1932年6月在信丰缩编为红5军团39师，1933年6月缩编为红5军团13师39团，1936年3月改为红四方面军31军91师273团； 1937年8月改为八路军129师771团3营； 1937年11月以771团政治处主任赵基梅率领771团3营和5连部分干部成立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几个月后以5连为基础，扩建为支队1大队。支队长赵基梅，政委谭甫仁。
1938年2月，焦作沦陷后，中共豫北特委委员、中福煤矿公司职员程明升建立了以焦作煤矿和道清铁路工人为主的道清抗日游击队。后经整编，与修武县大队合并，组织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下辖3个营，有1000多人，转战于修武、博爱、武陟等县。
陈子植，1912年8月出生，曾用名孙国权，河南修武人。1937年2月参加工作，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任山西省陵川抗日游击支队第一大队队长。5月编入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第二支队，任支队长。10月支队编入八路军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任二大队副营长。1939年1月任八路军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第四大队副大队长。
1938年春末夏初，我党领导的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程明升）成立之后，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壮大游击队伍，组建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大队，在道清铁路南北建立了一些区、村政权和抗日群众团体，为八路军筹集军粮和军需物资。这些抗日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国民党河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郭仲隗，撤了程明升县长的职务，并密谋消灭我抗日武装。为了顾全抗日大局，预防不测，我游击支队二大队向西转移，途经博爱县许河村附近时，遭到郭仲隗布置伏兵的截击，我武装力量损失五六百人，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被挤垮。这就是国民党当局蓄意制造的“许河事件”。
1938年2月20日，日军侵占博爱县城后，刘聚奎以柏山村武学堂的积极分子为基础，以党员为骨干，建立了河北民军太行南区游击队第六支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年5月，根据上级指示，太南六支队与第一、四支队合并，成立道清游击支队，刘聚奎任游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活动在博爱、焦作、修武、武陟之间，袭击敌伪，壮大自己，很快发展为一支具有80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年11月，道清支队改编为晋冀豫军区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赵基梅、谭甫仁支队）二大队，任二大队政治处主任。12月许河事件后，随部队撤往山西根据地。后转战于晋、冀、豫地区，多次参加反扫荡和对日伪军作战。年4月，赵谭支队编为八路军新三旅，刘聚奎调九团任政委。
1938年2月15日，日军进逼新乡近郊，李毅之、许雏生等集合新乡、获嘉、辉县三县学生和青年农民近百人，组成一支抗日武装队伍，3月正式命名为平汉抗日游击支队，李毅之任司令员，许冠英任政治特派员，李直臣任大队长，设三个中队，发展到百余人，随即开往新辉获汲沦陷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灵活机动袭扰日军，惩办汉奸，捣毁伪政权，多次配合八路军三八六旅破袭敌占平汉、道清铁路。在山西陵川县城，朱瑞同志正式命名这支队伍为“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队”。1939年2月，平汉支队发展到200多人枪，奉命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平汉支队利用熟悉的山区、丘陵地形，巧妙周旋打击敌人，配合八路军三八六旅开展破袭战。1939年2月，平汉支队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
新编第三旅，1940年4月由赵（基梅）谭（甫仁）支队、冀鲁豫支队独立大队、豫北大队、344旅特务营编成。旅长韩先楚，赵基梅（代）、政治委员谭甫仁、副旅长赵基梅。
七七一团新三营扩建东纵三团
李侍曾以邱县、威县的民团为基础，成立了“壮丁队”，侍曾为司令。临清、冠县北区和清河的民团亦前来参加，又收缴国民党散兵一批枪支弹药，“壮丁队”迅速由21人发展到3000多人，1700多条枪，100多匹马。成为一支较有影响的势力。经过几个月的复杂斗争和紧张工作，侍曾率2000余人于1938年2月16日反正，毅然宣布参加抗日，接受八路军改骗。4月5日东进纵队在北胡帐将其所部正式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简称独二师），侍曾任主事副师长兼二团团长，参谋长廖仲符，政治部主任邓易非。社会渣滓被淘汰，一批青年学生和共产党员输入部队，部队又随之扩大。6月下旬回师威县城内，徐向前、宋任穷主持整编，独二师整编为“八路军冀鲁抗日游击第一支队”，侍曾任支队长，副支队长廖仲符，政治处主任孙卓夫。辖4个大队、2个直属连，共3000余人，正式冠以“八路军”称号。由地方游击队发展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野战军。开始建立政治机关，设立政治委员、教导员和指导员。8月，青年抗日游击队与独立旅合编为青年抗日纵队。8月21日在夏津，第一支队和七七一团一个营，青年纵队一个炮兵连，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抗日纵队第三团”（代号成安），侍曾任团长，政委刘福胜（桂承志1939年8月），副团长廖仲符，参谋长刘昌义、张鹤声，政治处主任孙卓夫。其编制是四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一个特务连，一个骑兵排，全团共2000多人。装备加强，弹药充实，成为八路军的一支野战主力部队。
李聚奎：“青年抗日义勇军团”的新生
1937 年12 月至1938 年5 月，我129 师挺进支队、东进纵队、骑兵团、769 团和115 师689 团、第5 支队相继进人冀南地区后，不仅胜利地完成了打击日伪军和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并且顺利地进行了扩大武装、组建新部队的工作。到1938 年6 月底，我军在这一地区先后收编游杂武装、民团、保安队2 万余人，并逐步将其改造成为真正的抗日武装。我在此文中记述的就是我军改编段海洲部的一些情况。
段海洲是河北省安平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早年曾在阎锡山的部队里当过教官。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他回到老家，在安平、武强、交河一带，利用亲戚、朋友和师生关系，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小队伍，同日军打了几次小仗之后，又收编了一些旧军官、土匪，也吸收了一些充满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队伍很快发展到四五千人，白命番号为“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段海洲任司令，成为当时冀南地区游杂武装中较大的一股。但是，盘据在武强县南面的河北民军2 路赵云祥部近万人，为扩充势力，自恃兵多枪多，老想吃掉段部，曾经扣留过段海洲的参谋长朱家恺，并多次进行武装挑衅，两股队伍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段海洲迫不急待地想找个靠山。
1938 年初，我129 师东进纵队进驻河北省南宫县以后，接连打了儿个胜仗，收编了南宫周围好几个县的保安队和伪军，在冀南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段海洲也受到了很大震动。同时，段部中的一部分进步学生，如段部的政治部主任陈元龙、副主任李松霄等人，都极力建议段海洲率部接受八路军改编。在这种形势下，段海洲看到我军力量雄厚，想依靠我军，以摆脱赵云祥的威胁。于是，就派陈元龙为代表前往南宫，通过张策、段君毅等和中共冀南区委书记李普玉、东进纵队负责人陈再道、宋任穷进行了联系。为了争取段、赵两股武装共同抗日，经我方提议，在南宫召开了三方会议。会上，我方代表向段、赵讲明抗战的形势和我党统战的政策，经过反复协商，成立了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军政委员会。这次会议对以后进一步争取段海洲部，孤立赵云祥部起了重要作用。南宫会议后，段海洲逐渐认识到只有向八路军靠近，接受八路军改编才是出路。于是，表示愿意接受我军改编、双方并商定了改编的具体办法。至此，改编段海洲部的堆备工作已初步完成，下一步面临着如何改造这支武装的艰巨任务。
5 月初，我随1 29 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来到了南宫。当时我任386 旅参谋长。陈再道和宋任穷同志向副师长汇报了东进纵队进入冀南后和争取段海洲的情况。徐向前同志听后，认为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得快，统一战线工作和收编游杂武装工作很有成绩和特色，并指示要加快做好收编和改造段海洲部的工作。之后，徐向前同志即邀段海洲到南宫住了几天，亲白同段谈话，给他介绍抗战形势和我军痛歼日的几个重大战斗，还详细讲述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段海洲很受教育，当面向徐副师长请求收编，并表示要在八路军领导下积极抗日。徐副师长随即发电报给129 师刘伯承师长，请示将段部编为“八路军青年游击纵队”，并建议让我去担任青年游击纵队政委。刘师长很快回电。“同意段海洲部编为八路军‘青年游击纵队，以聚奎为政委，可以朱、彭电令委任，让其宣布显明旗帜，并受12 9师直接领导。”之后，徐副师长还把我和段海洲叫到一起，传达了刘师长的电报，并对段说，“李聚奎同志是我们八路军给你派的政治委员。他同你一齐回武强县，把队伍整顿一下，然后就开到南宫来吧卫”
从参加红军那天起，我一直搞军事工作，这次去当政委，而且是到一支刚刚收编的部队去做政治工作，我深深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是我知道，做好段海洲部的工作，把这支几千人的队伍改造成我党领导的八路军的一部分，在整个冀南地区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对发展和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增强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