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战斗历程(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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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战斗历程(罗版)-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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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长(治)大道和同蒲铁路南段,进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继续向晋西黄河渡口猛进。这时,国民党“反攻太原”的口号已不攻自破,而邯长大道和从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了日军的一条重要后方交通运输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刘邓徐又有了扰乱日军运输线,迟滞其行动,搞一次大伏击战的想法。

    为此,师首长派出侦察员到几条公路沿线去侦察,了解日军的运输情况。

    从了解的情况看,最忙的路是邯长大道和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在这条路上,来往汽车不断,几乎每天都有几十辆、甚至上百辆之多,沿路的警戒已经加强,在东阳关增设了新的据点。日军在公路沿线的驻军也明显多于其他地区:

    黎城1000 余人,东阳关150 多人,涉县400 多人,武安1500人。

    刘邓徐研究了这些情报,认为: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是比较理想的打优击的地方。这里公路沿小河床而过,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力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如果在这里设伏,寻机歼敌是比较有把握的。

    到响堂铺作战的构想全部形成时,已经是3 月下旬。

    3月21日,刘伯承要去沁县小东岭八路军总部开会,接着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这样,指挥的重任就落到了副师长徐向前的肩上。

    改编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善于思考,沉默寡言,处惊不乱,在作战中很有大将风度,若不是在抗战初期回老家做“老乡”的统战工作,他决不会轻易放过教训日本人的机会的。

    本来,这一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抗战以来,八路军各部特别是在具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指挥下的129 师,进行了一系列的伏击战、袭击战,使鬼子吃尽了苦头。成功的伏击战的例子很多。

    但是伏击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却值得一提,因为它充分地表现了徐向前临机处置、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

    3月30日夜,徐、邓率师主力3个团冒着霏霏细雨、泥泞的道路、逼人的春寒东进到响堂铺,设好了伏击圈。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第二天凌晨6 点,在这个时间,本该是在伏击阵地的前方出现的日军,却从772团伏击阵地的后方出现了。

    这个情况绝对是意料之外,它使伏击部队的上上下下都表现出一丝不安的气氛。

    原来第772 团接到下属部队报告:后方马家峪、苏家蛟两地突然出现敌情。772团认为敌人发觉了伏击企图,这是派兵来迂回伏击部队侧背,截断退路的,于是772 团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陈赓,386 旅一面转报师前方指挥所,一面准备转移。

    后路被截的消息报到师前方指挥所,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这次作战就下会是一场伏击战,而变成了一场防御战,同时八路军也由包围者的有利地位一变而为被包围的不利地位。

    面对这一情况,徐向前端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前,没有说话,略略思索了一会,他转身跟邓小平说:“我看先不忙撤退,进一步核实一下敌情再说。”徐向前的想法和邓小平不谋而合,邓小平点了点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徐向前马上对作战参谋说:“通知各部队继续隐蔽待命,令第772 团派一个营进到马家峪监视敌人,并火速查明当面敌情,敌人兵力多大,有无后续部队?查明后立刻报来。”徐向前又让作战科长邓仕俊化装,赶往东阳关,了解关内日军的动态。

    7 时多,第772 团的报告来了。说经查证,苏家蛟并未失守,前来进攻的敌人已被击迟,撤回东阳关去了,看来没有发现我军的伏击企图。马家峪方向的敌情属误传。马家峪至东阳关前的道路上没有日军开来,第:营正在马家峪一带警戒。

    时间不长,邓仕俊也赶回来报告:通过内线得知,关内敌人没有出动迹象,汽车未集中,弹药未出库,也未见到翻译官到日军队部去。

    这些情况使徐向前把心放了下来,对参谋下令:“通知各部按原计划行动。”对于当时的情况,陈赓在日记中写道:772 团派到苏家蛟担任警戒的一个步兵连,被汉奸向东阳关寇军告密。寇军当即出动二百亲人,由汉好率领,企图乘夜围我而歼灭之。该连警戒疏忽,竟被其包围而不知,发觉后,连长指导员各率一部殊途突围,仅损伤7 人,……苏家蛟被敌占领。

    第二天早晨6时,陈赓又接到772 团报:东阳关之敌二百余进到马家峪。

    又报:长宁东南高地有敌二十亲人向我马家峪前进,似为侦察部队。判断敌人似发觉我军企图,欲从我右翼侧击,并截断我后路。所以,陈赓决定:一边“电告向前,决转移主力回到庙上村、鸭儿山之线消灭此敌。”一边“电771 团即刻收回路南的两个连,各团即准备转移。”由此,就有了徐向前处乱不惊的一个小插曲。


    应该说,这也是一次“战斗”,它是自己和自己打,是战胜自我的一场战斗。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徐向前经受住了考验,力取得响堂铺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第二天,4 月日,陈赓又在3月31日的日记后补记了一段:

    苏家蛟的一个连,据该连长报告:敌人围着时,他们并未动摇,也未突围,而是坚决抵抗,把敌人击退,毙伤敌450人,苏家蛟始终保持在他们手里。昨日关于苏家蛟的记载,不是事实,是一个通讯员乱说的,该团不察,即以报告,几至酿成我决心的动摇。

    “一个通讯员乱说的”的消息,险些酿成大错。

    上午9时,战士们等待多时的时刻到了。

    前一天才汇合到黎城的日军第14  师团辎重部队森本、山田两个汽车中队从东阳关开到了响堂铺。

    日军的汽车开到碎石路上,不得不减慢速度,200 余辆汽车足足拉了10里长,“活像一条缓缓蠕动着的长蛇”。右翼的771 团将车队放过大约一半给772 团“吃”,留下一半自己“吃”,当771 团的第一声枪响后,激烈的战斗就此开始。

    一时间,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不时还有迫击炮弹划着一道道弧线飞向汽车,转眼间,日军的整个车队全部湮没在尘土之中。

    毫无防备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手足无措,一部分日军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伴随着枪弹的爆炸声而一命呜呼。没死的则负隅顽抗,或躲在汽车后,或藏在公路边,向公路的两侧射击。

    八路军战士则乘着汽车爆炸的硝烟,冲上了公路。有的端着刺刀,有的端着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矛子,嘴里喊着响亮的杀声冲向敌群。

    在八赂军强大的攻势下,不到两个小时,公路上的日军大部被消灭,只有30多名日军攀上路南边的悬崖逃走了。

    黎城和涉县的日军闻讯前往增援,在半路上被早已等待多时的772 团和769 团的阻援部队候个正着,不得不缩回老窝。

    当天中午,已回到师后方指挥所的刘伯承看着徐向前、邓小平发来的电报激动不已:

    黎城敌汽车共有30  辆,涉县敌汽车百余辆已被我截击,烧毁者约180 辆,约计缴获步枪300 支以上,轻机枪10  挺以上,迫击炮4 门,弹药甚多。我伤亡200 人左右,现正解决敌之增援队。请速动员至少400 以上民夫、驮驴赶来秋树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

    这次战斗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小插曲,但这是一个标志着八路军进步的小差错:在这次战斗中,步炮协同上出现了问题。由于战斗过程进展很快,第771团炮兵在开始向预定目标射击之后,没有及时前移阵地,因此误打了自己的步兵,造成20余人伤亡。说这一差错标志着进步,是因为它虽是一个差错,但它已标志着八路军从单一的步兵作战,简单的步炮协同发展到复杂的步炮协同,是属于前进中的夫误。这次战斗受到刘伯承的高度赞扬,他总结了5条经验:侦察判断正确;伏击地区良好;伏击布置妥当;出击突然,猛烈干脆;撤退敏捷严整。刘伯承在这次总结会上的最后一段话,对徐向前在指挥中的出色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时风传在我后路上苏家蛟有敌人到来,但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因而未放弃这一胜利的战斗。”4月4日,129师举行了全师徘以上干部祝捷同乐会,情绪热烈,会上,宣传队跳舞演剧,颇受观众欢迎。




徐向前: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1938 年4 月,华北日军为摧毁我刚刚建立起来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调集3 万多兵力,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9 路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剿丹。我八路军第129 师、115 师344 旅、决死1 、3 纵队和各基干支队、地方武装,以及驻晋东南之友军,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半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彻底粉碑了日军的围攻,取得了歼敌4000 余人的重大胜利,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反九路围攻前的晋冀豫根据地
  1 937 年11 月上旬,日军侵占太原之后,又继续南犯,华北大部地区相继沦入敌手。50万侵华日军中,在华北即达9 个师团又5 个旅团约30 万人。国民党在华北虽有兵力60 万之众,但由于执行消极抗战路线,迭失重地,华北局势十分严峻。
  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华北战局作了精辟分析。他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结束,以我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已开始转人主要地位,日军不久即将移主力向山西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毛泽东同志井具体指出了日军向山西内地进攻的要点是:晋西北的神池、宁武、静乐,晋东北的五合、盂县、蔚县、广灵、灵丘,晋东南的昔阳、和顺,辽县、晋城,晋西南的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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