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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老师打印并散发了我写给斯皮尔伯格秘书的一封信后，我开始考虑离开威尔森。那封信只是谢谢那位秘书帮助我组织春天去容忍博物馆的实地考察。一个老师给我看一封书信的复印件 —某些部分被着重标出—我失去了理智。一个老师，我的同事，打开我的电脑并打印了一封私人信件，还复印了多份！在我看来，她侵犯了我的隐私，触到我做人的底线。我所有压抑住的憎恨全部爆发出来，我决定离开威尔森。
我参加了另外一所高中的面试，并且拿到了录用通知，差点就能干干脆脆地离开，直到我错误地告诉校长，我打算离开。当时他吃了一惊，问我原因。
“所有的老师都在斥责我！”我冲口而出。
“但是你的学生呢？”他问，“他们没有签名让你上二年级的英语课吗？如果你在开学的第一天没有出现，他们不会失望吗？”
接下来，我的虚伪击中了我。一整年来我都鼓励我的学生不要用标签化的字眼，比如“所有”和其他笼统的概括。我甚至让受过偏见之害的人来描述给人扣帽子的危险。大屠杀的幸存者雷内？费尔斯通重申了我的观点，她对我的学生这么说：“不要让少数人的行为决定你对整组人的看法。记住，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现在我的看法也有偏见，因为我说“所有的”老师，实际上是有一些人讨厌我，还有一些老师是支持我的。
如果一些老师得逞，把我驱逐出威尔森，孩子们就会成为永远的失败者。他们会认为我和很多其他人一样，令他们失望。我意识到我要有始有终。而且，我还没成为一名与学生心气相投的老师。所以，我决定留在威尔森，把精力放在课上，而不是进行无关紧要的斗争。
我留了下来，去年的大多数学生也留了下来。除此之外，我会有一批新学生—没人要的孩子！我的班级就像垃圾场，收容受罚转学的学生、改造中或尚在观察中的孩子。如果六月份毕业的沙罗德能够改变命运，这些新来的学生就有希望了。讽刺的是，“希望” 是他们字典里没有的词。
我问我的一个一年级学生，他认为自己能否毕业。他说：“毕业？见鬼，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十六岁生日！”对这些孩子中的某些人来说，死亡似乎比文凭更真实。
他们对宿命的态度影响了我对文学读物的选择。种族事件演变成关于宽容的单元，我打算重新拿它说事儿，并就这个主题扩大范围。我订了四本关于处在危机中的年轻人的书：托德？斯特劳斯写的《波浪》、埃利？维赛尔的《夜》、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莎拉塔的《围城日记：一个孩子在萨拉热窝的生活》。最后两本是课程重点。
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学生们和安妮、莎拉塔有很多相似点。很多学生都是十五岁，莎拉塔也是十五岁，而安妮？弗兰克是在十五岁时去世的。我认为年龄、被疏远和年少的愤怒等方面的相似才是最关键的部分。
我很自然地选择了安妮？弗兰克的书，也真的很高兴发现了波斯尼亚女孩莎拉塔的书，评论家称赞她是“当代的安妮？弗兰克”。去年春天，《视野》杂志的封面人物故事是写莎拉塔？菲力波维克的，文章吸引我去读她关于被战火吞噬的波斯尼亚的日记。莎拉塔十岁时开始写日记。她管日记叫“咪咪”—和安妮？弗兰克叫日记“凯蒂”相似。安妮的生活由于纳粹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她一样莎拉塔的生活在萨拉热窝战争中也发生了巨变。在此之前莎拉塔的生活重心是学习和看音乐电视，而后来，学校关闭，国家图书馆被破坏。随着战争升级，她在枪林弹雨中长期忍受缺衣少食的生活，并眼睁睁看着同龄人死亡。
一九九一年，莎拉塔十一岁时看到她曾经和平的家乡爆发了战争；今天，我的学生们亲眼见到洛杉矶在罗德尼？金审判后燃起大火。当莎拉塔在她曾经玩耍的街道上躲避狙击手的子弹时，我的学生们也在躲避飞车发射的流弹；当莎拉塔看着她的朋友被无情的战争暴力残杀时，我的学生们也看着他们的朋友被无情的帮派暴力杀害。在萨拉热窝，莎拉塔描述士兵如何用“战争的黑笔”在塞尔维亚人身上刻上“S”，在克罗地亚人身上刻上“C”，在穆斯林身上刻上“M”。我想我的学生们也会争着说，有一支同样的“黑笔”，在他们身上做了标记，“W”代表白人，“B”代表黑人，“L”代表拉美人，“A”代表亚洲人。
我想我的学生们会与我选择的所有书本里的小主人公感同身受。但书一时到不了，我会让他们读一些短篇故事，然后让他们扮演相关角色。我想他们对于生活如何反映艺术会很惊讶。
日记 24
亲爱的日记：
早上五点—闹铃把我叫醒时，屋里还是一片黑暗。太阳还没有出来，我决定不起床。但我的闹钟看法不同，一直在响。
我把闹钟扔到地板上，表示对它的感谢。铃声戛然而止。我四处张望，看闹钟在哪里，这时才意识到，原来我自己也在地板上躺着。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床。我打开灯，开始我的一天。我绕过房间里的衣橱镜去拿衣服。镜子照出我睡觉的地方—一块厚毯子和一个枕头。
从镜子里也能看出，房间不是我的。我感到伤感，快要哭出来了。我从衣橱里抓出我的衣服，走过长长的走廊到了浴室。淋浴的时候我哭了。泪水混着热水从我脸上淌下来，还有伴随泪水而来的疼痛。这是我应付目前状态的唯一方法。房间、走廊、浴室都不属于我。这不是我的家。我妈妈就在大厅的一个房间里睡觉，但这仍旧不是我的家。我再也没有家了。
早上五点半，我出了浴室，准备出发。我必须提醒自己：今天是我在威尔森上二年级的第一天。我得开心起来，一个夏天没见到我的朋友们，今天终于有机会了。但是，我在想朋友们的暑假是不是和我的一样糟糕。这个夏天是我短短十四年生涯中最差的一段时光，全都缘于一个我永远无法忘记的电话。
我妈妈在哭泣，在祈祷和恳求，恳求别人能多给点时间，似乎她正在竭力呼吸最后一口气。虽然我从来不关心“大人的事情”，这次却全神贯注地倾听。我从不愿看我妈妈哭泣。
挂掉电话，她转身看见我迷惑而恐慌地站着。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她就立马紧紧地搂住我，拥抱我，然后说对不起我。她又哭了起来，这次比我刚进来时哭得还凶。她的泪水像子弹一样击打着我的衬衫。她告诉我，我们将要被驱逐出去。她一直在跟我道歉，说她不是一个好母亲。她拖欠房租一个月了。房东又很需要钱，这让情况更糟糕。我只有十四岁，太小了，找不到工作。在街区唯一能找到的事就是卖毒品—我决定一试。
孩子们还在享受暑假的欢乐时，我把衣服和东西打包到箱子里，寻思最终会到哪里安顿。妈妈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去哪里。我们没有家人可以依靠，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足够的钱找到其他安身的地方。我们能做什么呢？没有父亲帮忙，只有一个可怜女人和她的儿子。
那晚，在不受欢迎的治安官来我家之前，我祈祷上帝能够给出一条明路，让我们走出这疯狂的处境。那晚悲伤又沮丧的我试图睡一会儿，希望能发生点什么事。
被赶走的那天早上，重重的敲门声把我吵醒。治安官来例行公事。我们以最快速度把东西搬出去。我抬头仰望天空，等候奇迹发生。我看着妈妈，看她是否安好，她一直安静地进进出出搬东西。
我们的牧师有个朋友，一个人住着一幢漂亮的大房子。在得知我们的处境后，他张开双臂欢迎我们。一个陌生人的双臂可比治安官的双臂舒服多了。
早上六点，我在等公车。这个暑假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里闪过，好似一首歌一遍一遍地重复。我努力告诉自己，事情有可能更糟糕。以前我从未碰到过这样的事。我开始觉得现在这种情况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每个圣诞节和生日都会要最好的电子游戏机。我应该要点便宜的东西，一些我们能负担得起的东西。
早上六点四十五，我乘上公车，然后转乘另外一辆直达学校的……为什么还要去上学呢？假如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上学还有什么用？要是朋友们问我暑假过得怎么样，我该说什么呢？说我从公寓里被赶出来？我不。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大家都会穿上新衣服、新鞋子，剪个新发型。我呢？穿着去年的套装、旧鞋子，发型还是原来的。我不想再尽力表现好或者得高分，没有意义。
早上七点十分，公车在学校门前停下。我的胃好像紧缩成一个小球。我想呕吐。我一直在想下车的那一刻会被人嘲笑，可意外的是，去年英语课上认识的朋友和我打招呼。在那一刻，我受到触动。格鲁维尔小姐，去年开始教我们的那位有点“另类”的英语老师，是唯一真正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怀有希望的人。和我的朋友谈英语课以及去年的冒险经历，让我感觉好了一些。
早上七点四十五分，我收到课程表，表上第一位老师就是203 教室的格鲁维尔小姐。我走进教室，感到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不再重要。我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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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25
亲爱的日记：
该死！刚开学我又得去医院。这次我要做静脉窦手术，医生说我起码有一两个星期不能上学了。我希望他们说的是对的。
我常常因为一种叫囊性纤维变性的病而住院。囊性纤维变性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连呼吸都困难！每五分钟或十五分钟就会狂咳一阵，一般都持续五分钟左右。我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无法呼吸。缺氧令我偏头痛。我的体重也是一个问题。我无法消化吃下去的东西，所以长不胖。我必须用药物来帮助消化食